我怀着对爷爷无比敬仰和怀念的心情，再次拜读了爷爷诞辰一百周年由一些爷爷的学生好友写的“熊庆来纪念文集”，许多熟悉的科学家的名字又一一跃入眼帘：

“熊庆来先生，字迪之，云南弥勒人，生于1893年农历九月十一日，是我国最早接触现代科学的先驱者之一，我国高等教育的奠基者之一。”

熊庆来先生毕生从事科学研究及教育事业，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普遍尊敬，为我国科学赢得了国际声誉。熊先生不仅是知名学者，他还是出色的教育家和科研组织家，致力于引进近代科学，组织学术活动，推进整个国家的科学事业。他一贯认为“教育学术为百年大计”，“应当大力扶持”。在担任云南大学校长期间，主张从实际出发，围绕资源开发和经济建设需要组织教学，培养合格建设人才。熊先生为人敦厚，尊人，自尊，教人自教，实事求是，务求必成。他虽为前辈名人，但学风民主，关心后人成长，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熊先生的科学成就与爱国精神密不可分，他先后三次出国，虽然学术成就颇大，但是心怀祖国，时时思念家人和故友，关心家乡的建设和发展。

一、熊庆来第一次出国：

1913年，熊庆来被选送比利时留学，欧战起转往法国，期间1919年先后在巴黎大学及蒙柏里大学获高等分析、力学及天文学三证书，并获得理科硕士学位。熊庆来求学期间正是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与中国腐朽的封建势力互相勾结，把中国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深渊的时期，也是中国人民日益觉醒，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时期。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资源丰富，帝国主义垂涎三尺，千方百计把侵略魔爪伸入云南，公开进行掠夺，欺凌、挑起事端，激起了云南各族人民的无比愤慨和强烈反抗。作为当时青年学生的熊庆来更是义愤填膺，立志奋发学习，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在欧洲留学期间，物价狂长，生活十分艰苦，然而他不忘亲友的教诲：“廑念祖国危亡，云南尤殆，要励志向学，勿虚掷分寸光阴，务以造求有用人才，回来报效祖国。”熊庆来以炽热的报国之情，发奋学习，他节衣缩食勤工俭学，把床靠墙立起来用‘锥刺股头悬梁’的方法，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了学业，获法国蒙柏里大学理科硕士学位。

1921年熊庆来学成归国，任教于云南甲种工业学校.云南路政学校。后赴南京，在东南大学创办（1921—1925年）算学系，1926年清华由留美预科班改为清华大学，聘他去任新成立的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26—1931年）初期任高深课程的只有熊庆来和郑桐荪教授。他自认球面三角、微积分、方程式论、高等算学分析、复变函数论微分方等课程，并编讲义，其中高等算学分析讲义被选入当时的大学丛书，熊庆来培植学生，人才辈出，今之学者如：陈省生、胡坤升、华罗庚、庄泰、许宝绿、段学复等。

熊庆来待人和蔼可亲，师友相处，至为融洽，而提携后进，更不遗余力。华罗庚先生青年时，数学才能初有表现，因爷爷的发现并建议得到清华大学工作，从而获得了很好的学习、工作的机会，得以了才能的发挥和发展。仅属一例而已。

二、熊庆来第二次出国：

1931年熊庆来再次到法国巴黎，这次主要是学术研究及投身教育事业。30年代国内数学界进步很快，当时清华大学有规定，教授服务满五年，可申请出国学术研究一年，爷爷征得学校同意把下一个五年的优惠提前使用，1931—1933年再次去巴黎，在庞加烈研究所研究整函数及亚纯函数，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其间1932年代表中国在苏黎世参加国际数学家会议。中国科学家参加国际会议，这是第一次。回国后任原职。1936年初办中国数学报，熊庆来任编辑，这对国内学术交流和促进提供了方便。

1934年熊庆来回国后，先后聘请了法国阿达玛教授和美国维纳教授来清华大学讲学。当时北平各大学搞学术活动，是开放式的，各个专家在一校讲学，外校的都可来旁听，使当时的师生大开眼界。并且有一批批青年学生教师出国深造，多有了一些导向和机缘。例如：清华大学华罗庚先生去英国剑桥拜哈代为师，有维纳的特别推荐；陈省身先生去德国汉堡拜布拉施克为师，吴新谋先生去巴黎得阿迈玛亲自指导。形成了前一代人有远见卓识，后一代得长足进步发展，为国家科技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7年8月熊庆来正式到云南大学任校长职务，直至1949年8月离开。这段时期，正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内忧外患、国无宁日。国民党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文化教育濒临绝境，办学十分困难。他刚到时，云大虽然有15年的历史，但师资力量薄弱，设备简陋，发展十分缓慢。熊庆来为了发展云南的高等教育事业“报效桑梓”毅然放弃清华教学、研究的优越条件，来到云大任职。

熊庆来到职后，一再呼吁当局和社会各界人士要重视高等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认为“教育学术为百年大计”大学教育乃为“建国大业预储人才”应予大力扶植。

熊庆来主张全国高等教育应均衡发展。内地或边疆，应全面考虑，不宜倚轻倚重。他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向来设于北方及京沪一带”“殊失教育均衡发展之意”，主张把当时尚属云南省立的云南大学设为国立，“以国家力量促其发展”否则，仅靠本省地方财力,很难发展。他说：“省大（指省立云南大学）经费，过去极为有限，较诸国立各大学仅三分之一强，而延聘教授人才,颇感不易”。经他的努力争取，云南大学于1938年改为国立。

关于云南大学办学方向，他主张立足本省，充分利用资源丰富的优势，加以研究，“以期蔚为西南学术重心”。对学生的要求，他提出：“其造就不在一般国立大学毕业生之下，而为国家有用之才。”

随着抗日烽火蔓延，1938年后，清华、北大、南开相继迁来昆明成立西南联大。中山、中法、同济、华中等大学和一些研究机构也纷纷迁来云南。昆明成为抗日后方文化中心，人才荟萃。熊庆来抓住这一机会，延揽了大批名流学者来云大执教。其中有：顾颉刚、吴文藻、楚国南、陈省身、华罗庚、霍秉权、范秉哲、费孝通、白寿彝、庄圻泰、华岗、罗庸、吴富恒、刘文典、秦仁昌、吴征镒、金善宝、尚钺、向达、彭恒武等，包括才从清华大学矿业系毕业的父亲熊秉信也被招回来兼任助教，熊庆来聘请教师“本着重质不重量的本旨”。对不甚了解的人要求来云大任教，他都亲自登门拜访，多次交谈，有所了解，方肯聘用。他对职称、待遇掌握也较严。王士魁先生留法十年，第一年也只给讲师职称。当时专任教授最多时达187人，兼任教授40多人，人才之多，质量之高在云大历史上达到鼎盛。

当时尽管办学十分艰难，然而熊庆来对云大仍寄予很大希望，对办好云大抱坚定信念和乐观态度，他对云大的办学方向主张是“立足本省，充分利用资源丰富的优势，加以研究“以期蔚为西南学术重心”。对学生的要求是：“其造就不在一般国立大学毕业生之下，而为国家有用之才。”他还亲自为云南大学校歌作了词：“太华巍巍，拔海千寻；滇池淼淼，万山为襟；卓哉吾校，与其同高深。北极低悬赤道迎，节侯宜物又宜人，四时读书好，探研境界更无垠。努力求新，以作我民；努力求真，文明允臻。以作我民，文明允臻。”这歌词倾注了他对云大的热爱和希望，反映了他“求新”、“求真”的办学思想。他在云大历尽了十二年的艰辛，将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云大。

三、熊庆来的第三次回国：

1949年夏熊庆来第三次出国，在楚图南老先生回忆爷爷的文章中说道：“全国解放前夕，熊先生到法国，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他想从此潜心教学研究，脱离国民党，因蒋介石政府中主管教育的一些人拉他去台湾，熊先生不为此动。可惜到巴黎后不久，因中风偏瘫，但他从事学术研究的志向和信心仍是很坚定的。他练习用左手写字继续和法国同行一起在教学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颇得同行们称道”。“但是，祖国没有忘记熊庆来先生。一方面一些曾经在云南大学工作过的师友都关心熊庆来先生的行踪，另一方面周恩来总理也关心熊先生的前途。当时我担任对外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周总理曾指示我们，‘对滞留国外的华人学者（其中也提到熊先生）要关心他们，欢迎他们回国参加建设。’并指示我们，可以通过过去的同事、朋友的关系，多和他们联系，消除他们对新中国的疑虑。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1955年至1957年，我出访北欧及南美途径瑞士（当时中法尚未建交）但我仍多方面与熊庆来次子熊秉明先生联系。在此期间，华罗庚先生也多次以中国科学院教学研究所所长的身份邀请熊先生回国。此后不久，我收到中国驻瑞士大使馆转来熊先生致我的亲笔信，这封信是熊先生右肢手病废后用左手写的。信中说，他对朋友们‘惠加存问，殷劝东返从事研究以推进国家学术，盛意至深感谢……祖国一切建设突飞猛进，闻之实深兴奋’。又说他‘虽病废亦颇愿以尚有之力贡献于国家人民。华罗庚兄曾屡来信招及，现已定下月启程返回，握叙之日不远矣！’在此信中还表达了对胡小石、杨春洲等旧友的怀念。在熊先生的这封信中。一个海外学人游子即将回国的兴奋心情跃然纸上。从此熊先生的历史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楚先生还说：“熊先生虽然早年留学法国，此后又两次在巴黎定居。这样一位曾在西方世界‘花都’生活多年的学者，仍然保存着中国知识分子安贫乐道的精神。另外熊先生虽从事数学研究，但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报重视和理解。在伦理道德和生活习惯方面也继承和保持了先贤的风范。我曾想过，既了解东方人的思想方法，也懂得西方人的文化心态的，这也许是熊先生在学术上能卓有成就和长盛不衰的一种原因吧。”

在陈省身先生《忆迪之师》一文中写到：“真正传了熊先生衣钵的学生。当推庄圻泰。庄先生于1936年继去巴黎，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巴黎学派增光。他们回国后继续训练了一群拯救论者，以杨乐、张广厚最为杰出。”

结 束语

熊庆来曾担任过全国政协第三届、第四届委员。费孝通先生在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闭幕后的“谢幕语”中说道：“……我怀念到爱才如渴的熊庆来先生。早在30年代，他就突破了科学残余，论资升级的陋俗，把初露锋芒的一个中学教员(指华罗庚先生)，引进了当时的最高学府，作他的助教并亲自培养，一直提拔到教授的职位。伯乐不过是从群马中挑选骏马，而熊老却春风沐雨，谆谆善诱，不愧是个树人的园丁。举目近世，能有几人？……”

我只见过爷爷熊庆来一面，还是在五岁的时候，对爷爷的这些伟业都是听长辈们讲述及书中才一点点获知的，爷爷熊庆来、奶奶姜菊缘共育五子一女六个孩子，我的父亲熊秉信是长子，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在爷爷的“平实诚笃”的家训熏陶下，各自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祖国的建设奉献着聪明才智。父亲熊秉信毕业于清华大学，是著名矿床地质学家；二叔熊秉明是著名法籍华人艺术家、哲学家；姑姑熊秉慧是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五叔熊秉衡是物理学家、激光全息专家；小叔熊秉群是电信专家、曾任中国大唐电信总裁、邮电部邮电科学院院长。我为有这样一位科学家爷爷和优秀的前辈们感到自豪。爷爷“教育乃百年大计，学术是国家的灵魂”的见解是后人认同的真理，他为祖国的发展壮大、教书育人，永远是我们后人的楷模和榜样，他三次放弃国外优裕的生活回国服务桑梓的爱国主义精神永存。

作者：熊有瑾（昆明国际会展中心工会女工委主任、民革昆明市委委员、民革官渡总支宣传委员、政协昆明市盘龙区第六届委员、官渡区第七届委员、昆明市第五届、第六届青年联合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