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当母亲回忆先外祖父马标老人所走过人生道路经历时，听者无不肃然起敬。作为晚辈的我无不为老人如此充满传奇和荆棘的一生感到骄傲与自豪。

    我的先外祖父名马标，字锦帆，号罢谷山人，洱源县玉湖镇马家营白族人士。生于1880年卒于1959年。饱读圣贤书的先外曾祖父是本乡有名私塾先生，故而我的外祖父从小就深受长辈之谆谆教诲。中华民族传统而朴实的生活环境使其自幼学习勤奋、知书达理、孝敬长辈、爱护乡里，并立下远大抱负，要做一番大事。

    在清光绪十九年(1893)，十三岁他就只身一人到大理参加府考并取得名列第一好成绩，光绪二十七年(1901)考入云南高等学堂勤读多年。由于成绩优越，人品出众，毕业后与同乡赵鳌等奉派赴日本留学。到日本国后考入了“镰仓铁道学校”学习铁道建设工程。充满抱负的

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刻苦学习专业知识并广泛接触先进的民主进步思想。对满清王朝腐败早就不满的他在孙中山、吕志伊等革命先驱的影响下，积极加入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并与李根源、吕志伊等主编《云南杂志》，针锋相对地揭露封建满清王朝的黑暗与腐败。由于《云南杂志》把大量先进的民主理念、革命思想带回云南。该刊物对唤起民众，反清救国的革命意识及辛亥革命的成功在云南起到了很大的启发和宣传作用。

    先外祖父完成学业从日本回国后，其所见所闻正如中山先生在“兴中会宣言”所描述的那样：“中国积弱，至今极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看到的是贫弱之疆土正被世界列强瓜分的四分五裂，遇到是有识之士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寻求救国富民的途径。此时他毅然返回家乡云南效力。

    虽然在日留学所选修的是非军事学科，可老人知道，知识力量也能为民族解忧愁，文化救国，工业强国也是强国富民之途径。返乡初期，带着复兴祖国的强烈欲望，带着对家乡深切的爱，老人用留学所掌获的理工科知识，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任数学几何教官，把大量先进科学文化知识传授给在校的学员和渴望获取知识的民众。

    在讲武堂教学期间，他是一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教官。与当时在校的包括朱德在内一大批学生建立了较深厚的友情，并与朱德元帅在陆军讲武堂有着一段师生情缘。

    1909年春节刚过，朱德便从四川仪陇马鞍场琳琅寨李家湾的家中出发，在成都与一位同乡结伴，经过长途跋涉，行程3000多里，到昆明投考刚创建的云南陆军讲武堂。首次招生中，朱德没有被录取，而比他还要差一些的同学却顺利榜上有名。原来讲武堂录取新生，内部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要优先录取培养当地的子弟兵，非云南籍贯者通常被淘汰。朱德吸取了教训，在当年年底的报考中，将自己的籍贯改为“云南临安府蒙自县”，同时又将自己的名字由朱建德改成朱德，这才被云南陆军讲武堂录取了。在教学的过程中，先外祖父与品学兼优的朱德建了友好的私交关系，在日常生活中也尽其能给予帮助。当老人家发觉朱德住宿条件不好而影响了学习，便把自己在昆的一处私宅赠与了朱德。这就是现存于昆明华山西路中段的“朱德故居”。这段师生情被后人传为美谈。

    在1911年10月30日与其他的一批爱国志士参加了中国近代史上为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制度有名的云南“重九起义”。

    中华民国成立后，先外祖父奉命勘测川滇铁路即现在的内昆铁路之前身。不久又完成了“个碧”铁路整个修建工程。其后，在任滇西公路段工程师时，为了整个滇缅公路的勘探、修建费尽了大量心血。在滇缅划界“片马”地段中时任主持的他，为维护国土的尊严和完整做了很大贡献，其行为受到了国民政府的褒扬。

    为了实现工业救国的计划，老人家在蔡锷的受命下，1912年赴美利坚合众国加利弗利亚州南太平洋铁道公司实习铁道工程管理，任实习工程师。在实习的几年中，他兢兢业业、吃苦耐劳、不卑不亢，短短几年里就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大量的实践经验。1915年回国后，又奉国民政府之命前往南洋群岛一带考察。一年后带着考察的成果与观感回国并写著了《南洋考察记》。由于国穷民贫，内乱频频，民不聊生，何谈国家铁路建设和发展。真可谓是学非所用，无奈只好暂时放弃其擅长及所爱。后接受国民政府委任为路南县和彝良县知事等职务。

    民国十三年(1924)受原讲武堂学生、驻粤滇军将领们共同邀请，到广东工作并任少将顾问官。由于先外祖父是老同盟会会员，在粤期间多次谒见了孙中山先生。与黄兴等同盟会员建立了深厚的私人感情。鉴于先外公是建铁路工程的专家，中山先生非常欣赏他的学识及人品，

特委派其为“广九”、“广三”铁路总稽查，续后又任命为广东花县县长，乐昌县建设厅厅长等职务。随后又再次奉国民政府之命，前往武汉、南京奉公职。

    北伐战争开始后返回云南，任云南实业司参事。龙云主政后将其改名为建设厅并委任为参事兼道路工程学校教育长。后期，老人家为家乡福祉所牵挂，辞去所有职务回老家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服务工作，初期任教育局长，后兼任县立中学校长。由于他在当地是知名乐善好施、维护正义之士绅，深受百姓的爱戴。加之先外祖父的父辈几代均是有名的孝顺之士，而孝敬长辈、爱护乡邻耄耋的故事有口皆碑。在民国时期被政府授予“马氏双孝第”，并建坊予与表彰以示后人尊崇及发扬中华民族之传统美德。

    在白色恐怖时期，多次保护过诸如廖运阶、马义、马双寿等中共地下党员，为他们的革命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在家乡服务的期间里，除了对文化教育事业奉献之外，由于他老人家晚年笃信佛教的缘由，故而对保护维修当地的文物名胜古迹，重修佛教圣地鸡足山“金顶宝塔”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多年来，他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家乡百姓的爱戴与认可，1942年被推选为县参议会议长等职。1949年云南起义后，老人家又以开明士绅的资望被选为县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继续为自己父老乡亲服务。1950年，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特邀他返回昆明参与工作，并聘为云南省文史馆馆员，为撰写及整理云南近代文史方面的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1958那动荡的年代里，一贯坚持真理的先外公与时任云南省副主席的龚自知先生对当时虚假及浮夸风的行为、政策政见不同而提出真实客观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因而同时被错误划为“右派”。

    朱德元帅非常关心及牵挂老人家的事，在得知先外祖父的不幸状况之后，多次邀请他到北京去，甚至是把机票派人送到老人手中，可他都善意地拒绝了朱德委员长的邀请。事后才知道他老人家的真实想法：国难当头，他不愿意把自己的不幸波及给自己所喜爱的学生，给在那疯狂而无宪政的时代的朱德个人增添不必要的政治上的麻烦。

    随后，难以想象的灾难也随之降临到了老人及其家人的正常生活中。不但个人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就连精心珍藏几十年在昆明及洱源老家几库房的大量有价值的文史资料及家产也被无情地烧毁、破坏和非法收缴。当时中央档案馆的专家知道此时事，大呼“又见焚书坑儒之行为等等”。更让老人难以接受的事一件接一件地发生了，他不但被“撵出了”文史馆，还被迫离开了自己为之而奋斗大半生和衷爱的政治组织“民革”……。一系列的不幸事件给先外公马标的身心以极大的摧残和打击。在种种世俗的压力下，老人家于1959年2月l0日无奈的抛弃了自己心爱的家人、同志及所钟爱事业，带着诸多的困惑和彷徨离世而去。

    朱德元帅和在北京的好友李根源得知老人家辞世的噩耗时，难以入眠。悲伤之情可表师生及同仁之友谊。对多年诤友的追思之举也只能是亲自从八宝山订购一只檀香木骨灰盒，并特命跟随龙云先生在北京的大儿子马子华亲自送护送至昆明以示学生和同仁悼念之情。

    虽然在1979年5月24日他老人家名誉得到了恢复，政治也得到了平反。虽然在同年10月10日得到了民革组织对其政治生命的再认可。但是，太多太多的遗憾与无奈已经伴随了这位从年轻时候就充满远大抱负，追随孙中山先生思想的老“同盟会会员”的整个晚年。

    无论是“历史的无奈”还是“人为的过错”，作为晚辈的我在回忆起老人的一生经历时，总是感慨万千。先外公他老人家一生的理想和事业值得我本人及家人去追思和自豪。

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云南省志2002年12月第一版人物志；

根据：马标儿子马子华先生个人回忆录部分资料，马标之八女儿马中粤女士提供的文字及口述资料整理。

（作者系民革云南省委常委、联络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民革昆明市委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