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保邦（1900-1972），字安稷，云南屏边人，1948年加入民革。1949年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军事管制委员会（后为云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等职。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委员。

新中国成立前夕，民革成立军事小组，除了进行军事策反和舆论宣传之外，还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反蒋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人民解放战争。在民革组织和领导的地方武装中，势力较强、规模较大的是云南的滇黔人民自卫军。

1950年春节过后，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席陈赓在昆明接见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来者拿着滇黔人民自卫军干部手册，请求人民解放军对人民自卫军及时进行整编。这位客人，就是滇黔人民自卫军司令员万保邦。

早年长期与共产党员合作共事

1921年7月，随着一声长长的火车鸣笛，云南小伙儿万保邦与另外20位同学一起从昆明南站出发了，这趟行程目的地是日本。这年，云南省选派了一批优秀学生分赴日本陆军大学和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带领他们赴日的老师是刚从日本学习归来的杨杰。杨杰的言行，深深感染着万保邦。新中国成立以后，万保邦在他的一篇《自传》中写道：“我在加入民革之前，对我一生教益最多、影响最大的是杨杰先生。”

1924年7月底，结束了在日本3年的学习，万保邦登上回国的轮船。他先在云南讲武堂任区队长，后来到驻粤滇军工作。滇军在广东失败以后，经杨杰的推荐，万保邦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六师任炮兵团团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当时，第六军军长是程潜，第六师师长是杨杰。

1927年，在革命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和我们一起出生入死，北讨军阀，为国为民，劳累奔波，何罪之有？”万保邦很不赞成蒋介石所谓“清党”，特别是屠杀共产党员的做法，便离开了程潜部队，在1929年回到云南。此时，主政云南的龙云正招兵买马，调整滇军，万保邦深受龙云欢迎。

龙云是对万保邦影响较深的又一人。他先后主政云南17年，1948年加入民革，历任民革第二届中央委员，第三届中央副主席，第四届中央常委。万保邦后来加入民革，领导反蒋的滇黔人民自卫军，都和龙云有着密切联系。

抗战爆发之后，万保邦随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在战斗中组织炮兵炮轰日本人的军队，立了军功。第一八四师师长张冲一直与共产党联系密切，一八四师还秘密地建立起中共支部。在第一八四师，万保邦与共产党员朝夕相处、同舟共济，共同抗击日军，成为亲密战友。万保邦继任一八四师师长时，其部属有8个营长是共产党员。万保邦顶着压力，尽力保护着这些共产党员战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万保邦随着第六十军回到云南，担任第六十军副军长，驻防滇南一带。这期间，在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他思想比较进步，为他日后组建民革反蒋武装打下了思想基础。

反对内战，辞职回家经商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心发动内战，要把第六十军调到东北参战。对蒋介石倒行逆施的政策，万保邦很是反对。蒋介石免除了万保邦在第六十军的职务，先后两次任命他新的职务——一次让他去新疆给时任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当副手， 一次任命他为昆明警备司令，都被万保邦以回乡侍奉家中老母为由而拒绝。

万保邦离开了昆明，回到了蒙自南湖公寓。蒋介石不放心，派特务跟踪盯梢，万保邦家住处附近经常能发现一些可疑人员。“我现在在家赋闲了，你还不放心，弄些特务整天跟踪盯梢。”万保邦对蒋介石更加反感了。

▲云南蒙自万保邦故居今貌。

万保邦退隐家园，杨杰也赋闲在乡，两人经常一同游山玩水，展示出不问政治的姿态，但暗中关注时局的变化，经常与反对国民党独裁的人商谈。万保邦还在蒙自、开远等地兴办酒厂、烟厂、糖厂、果园、旅社等实业，积累的财富后来供滇黔人民自卫军使用。

求学日本、戎马征战、退隐家园的经历看似与组建滇黔人民自卫军没有什么联系，实则不然。正是这些经历让万保邦走近了共产党，为以后加入民革，在民革领导下组建反蒋的滇黔人民自卫军，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埋下了伏笔。

藏在打火机里的委任状

“我是一个军人，也是一个地主，一向很少和新的政治思想接触，但自蒋介石发动内战以后，我的思想发生了大的转变，而开始追求光明。因此，1948年春，李主席令我组织滇黔自卫军，在滇黔发动武装斗争，我欣然接受，想在实际行动中，实现新的希望。”万保邦后来回忆道。

▲滇黔人民自卫军政治委员吴信达。

这里提及的李主席便是民革主要创始人、民革中央首任主席李济深。

1948年1月1日，民革在香港成立。1月4日在民革第二次中央执、监委全体会议上确定设立的各工作部门中有军事小组，军事小组组长由李济深兼任，成员有冯玉祥、龙云、蔡廷锴、谭平山、杨杰、王葆真、朱蕴山、梅龚彬等。军事小组旨在策动各地国民党军队人员起义，其中，云南被作为重点活动地区之一。

军事小组的成员组成似乎决定了万保邦即将投身武装反蒋洪流的命运。因为，军事小组里杨杰是万保邦的恩师，龙云是他的老上司。万保邦谈到人民自卫军的发起时曾说：“当时杨耿光先生（杨杰）也在昆明，更朝夕策动，于是，乃进行策划，布置一切。”

1948 年5月，李济深派吴信达赴云南与杨杰、万保邦等筹组反蒋武装事宜，目的是要把云南作为反对蒋介石的根据地。临行前，李济深指示：杨杰系民革在西南地区的总负责人，筹组人民自卫军工作，须在他的指导下进行；在开展工作后必须与中共地方组织取得联系。

吴信达早年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农业经济，回国以后在岭南大学当教授。他研究经济，有经济头脑，民革成立之后，筹集了一些钱办了一个银行，用于筹措经费支持民革的活动，这个银行的总经理就是吴信达。吴信达的夫人陈道瑾跟万保邦的大儿媳陈道环是亲姐妹。也正是由于吴信达跟万保邦有这层关系，所以民革派吴信达到云南策动万保邦。

吴信达带着李济深的任命书秘密来到云南。虽然他与万保邦有亲戚关系，但双方并没有见过面。吴信达将装有李济深密信的一个打火机交给陈道环，请她转交给万保邦并讲明来意。

陈道环趁家中无人的时候，借给公公万保邦送茶烟之机，将打火机交给万保邦。万保邦拆开打火机，见里面装有民革中央委任万保邦为滇黔人民自卫军司令的委任状。委任状是用白丝绸写的，万保邦看了以后，便把白丝绸烧掉了。

此时，万保邦也正有组织反蒋武装的想法，一方面是由于受曾经共事的共产党员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受龙云影响。龙云参加民革后，策动万保邦在云南组织一支民革的反蒋武装。

第二天，万保邦让陈道环将吴信达引至蒙自南湖万公馆相见。两人初次见面就十分亲切，当天就商谈组建人民自卫军的事，从中午一直谈到下午。

组建滇黔人民自卫军

1948年7月初，吴信达以到蒙自旅游为名与万保邦公开联络。他向万保邦及其长子万巨麟详细介绍了民革与国民党的关系，民革在香港和云南的组织情况，并告诉他们民革在云南省的总负责人是杨杰。“只要活动一搞起来，中共华南局及民革总部就会有人来协助工作。”吴信达说。

万保邦也把在昆明和滇南如何发动群众、组织反蒋武装斗争、与中共边纵配合、扰乱国民党大后方、牵制国民党军队、接应人民解放军南下的想法向吴信达作了汇报。

为组织滇黔人民自卫军，万保邦把家中的人员也作了安排：长子万巨麟除了管理家务之外，还负责人民自卫军的联络、自卫军领导和人员往来的接待工作；夫人王文华、长女万琴珍、大儿媳陈道环留在昆明；次子万兆麟、三子万贵麟、四子万步麟、二女儿万琴仙交给吴信达护送到香港读书，并由民革中央的同志帮助照管。

▲屏边县国民党政府“围剿”滇黔人民自卫军的命令。

8月初，民革中央又从香港派来了谭冬菁、张克明、许实，以香港云烟行商的身份飞抵昆明。吴信达夫人陈道瑾和女儿带着他们到蒙自会见了万保邦。大家就政治局面交换了意见，认为云南一发动起来，蒋介石的大后方就不稳了。

同一时期，金平、屏边县民变武装风起云涌，万公馆里也是人来人往，这引起了蒙自县警察局局长叶威的注意。9月的一天上午，蒙自南湖万公馆里，勤务员万选亮打开楼上的窗子，只见叶威从后门蹿入公馆，直朝客厅走来。

“叶局长，大清早光临，找谁呀！”万选亮故意大声问话，提醒家里人注意。

“找大少爷！”叶威边说边东张西望，从房前转到屋后，没有发现什么破绽。

叶威是国民党中统特务。万巨麟回家得知此事后，料定来者绝非好意，便与吴信达、谭冬菁、张克明、许实等人商议，最后决定由万巨麟会见叶威。此事让大家意识到，蒙自联络点已经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应该马上转移。大家便分头去屏边、金平等地发展人民自卫军。

▲《滇黔人民自卫军告三迤民众书》。

1949年2月，万保邦回到蒙自，派人到各地筹建滇黔人民自卫军。一天下午，他得知国民党二十六军两个营全副武装乘火车到蒙自，认为时局对自卫军不利，便立即转移至蒙自芷村庄寨。2月28日，万保邦在芷村庄寨召集会议，宣布滇黔人民自卫军正式成立，同时宣布总攻开始，首战蒙自。

蒙自，自古以来为滇南重镇，是兵家必争之地。人民自卫军发动了攻打蒙自县城的武装起义，还散发了《滇黔军区人民自卫军起义宣言》《滇黔军区人民自卫军告三迤民众书》和《滇黔军区人民自卫军告云南青年书》。这些极大地鼓舞了西南人民的反蒋斗争。

万保邦烧毁了家中的田契，将自己的土地无条件分给农民，不仅贡献出了自己家的粮食、银两，还发动家族内兄弟子侄辈以及亲戚朋友拿出粮食、银两支援人民自卫军。

由于举事仓促和国民党军队的镇压，自卫军攻打蒙自失败。此后，人民自卫军分成小股转入地下打游击。

虽败犹荣，人民自卫军接受整编

1949年5月，张克明奉中共中央华南局和民革中央华南留守处之命，向在昆明的杨杰和滇黔人民自卫军传达两项命令：民革各地组织一律停止军事活动，以后也不再组织军事活动；已经组织了的军事队伍一律交由当地人民解放军或党领导的游击队改编。

张克明先后两赴云南，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找人民自卫军。先期被找到的自卫军接受了中共滇桂边区纵队的整编，那些暂时没有找到的人员，由于不知道民革的决定，就一直潜伏着。卢汉起义、云南和平解放之后，潜伏的人民自卫军才在云南开远接受了整编。

人民自卫军在存在的一年多时间里，同国民党反动军队共进行了大小百余次战斗，牵制了云南敌军的主力，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斗争，为促进云南人民的觉醒、推动卢汉将军的起义、实现云南的和平解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自蒙自起义以后，滇东、滇西各地的人民武装也纷纷起义了……这是人民自卫军受尽了艰险痛苦换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民自卫军斗争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万保邦后来回忆道。

1950年8月，万保邦离开昆明奔赴北京。在北京，万保邦拜见了李济深、张澜、龙云、龙泽汇、卢汉、张冲、曾泽生等老领导、老朋友。李济深对万保邦说：“目前新中国刚刚成立，在新政协筹备期间，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都参加到政协中来了，各项工作千头万绪。不管怎样，你我都站到革命立场上来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今后，大家携起手来，努力建设新中国。”

“我是个军人，不懂党务。共产党打天下，生机勃勃，把我这条老命从鬼门关里拉了出来。我盼望已久的打倒蒋、宋、孔、陈四条大虫，打倒独裁，天下为安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一定要多活几年，看着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万保邦回答。

李济深又说：“共产党历来就和民主人士合作，民主党派为了打江山也作出了重大牺牲。毛泽东主席说过‘新中国的建立，民主党派也是有功劳的，在新政府中要有一席地位’。”

后来，万保邦在国务院参事室任职。在北京的日子里，万保邦积极参加民革和国务院参事室组织的工作，还做一些撰写文史资料的工作，常与张克明、卢汉、曾泽生、程潜、张冲等人互相交流。回忆过去的艰辛岁月，看着充满生机的新中国，大家不由得感叹说：“中国共产党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与民主党派亲如一家，关系处理得非常好，我们非常高兴，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