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述曾（1896-1993），字翼圣，湖北新洲人，1952年加入民革。1949年后，曾任湖北省政府副省长，湖北省第五、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湖北省第一、二、四届政协副主席，湖北省科协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副理事长，湖北省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等职。民革第五、六届中央常委，第七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民革湖北省委会第二届代主委，第三至五届主委，第六、七届名誉主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46年，黄河花园口堵口复堤工程总局邀请陶述曾出任总工程师。这份工作唤醒了他当初投身水利事业的初心。花园口决堤使黄河水泛滥成灾已达8年之久，在波涛汹涌的决口口门处开启决口复堤，是任何时候也不曾有过的。当国民政府决定在花园口堵口时，这一项艰巨的工程让陶述曾心情激动、辗转难眠。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黄河故道两岸军民创建了冀鲁豫解放区和渤海解放区，河床内的土地大部分被开垦为农田，几十万人在里面耕作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同意黄河堵口回归故道，但是要“先复堤、后堵口”。同时，国民党政府堵口愿望迫切，下达了“宁停军运，不停河运，限期完成，不成则杀”的命令。

作为花园口堵口复堤工程局总工程师，陶述曾从实际出发，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制定了符合花园口具体情况的复堤堵口施工计划，推迟原定的合龙时间。为此，制定原合龙时间的美国顾问塔德极力反对，并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

陶述曾心情沉重、百感交集：塔德的计划中隐藏着更深的阴谋。他不愿身处这个计划之中，因此辞职离开花园口工地。塔德则日夜赶工，无奈他的计划始终存在缺陷，黄河汛期来临后冲没了所有搭建的栈桥。获悉合龙失败后，陶述曾在重庆《大公报》发表文章称：“我以为这次联总上了塔德先生的当，而政府又上了联总的当，所获的教训是明明白白的。”同年9月，陶述曾从重庆返回花园口工地。

花园口工程变得越来越复杂，国民政府“以水代兵”，利用花园口合龙水淹解放区的阴谋越来越被世人所知。历经了几次堵口失败后，工程技术人员开会检讨平堵失败的教训。陶述曾说：“黄河的特性是‘善淤、善决、善徙’。花园口的急流遇着石块就湍急，黄河土质太易冲刷，铺底稍有空隙，就马上冲成深坑。”后续经过热烈讨论，工程局汲取了黄河河工们的宝贵经验，定下了传统的合龙办法——一个在黄河上2000多年来1000多次堵口积累的经验。

1947年3月，花园口工程竣工。黄河终于回归故道，通过冀鲁豫解放区，注入渤海。

1954年夏秋，长江中游发生特大洪水。在6月23日武汉长江水位达到危险水位时，中共中央就对武汉防汛工作下达紧急指示，要求“竭尽全力，抢救危关”，武汉防汛总指挥部的总工程师就是陶述曾。

他到职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组建“技术参谋团”总工程师室，第二件事是把防汛技术与知识传播给群众。为了让传播的效果达到最佳，他白天奔赴各堤段工地，夜晚在值班室里顶着酷暑奋笔疾书，加班加点撰写《防汛与抢险》。这是一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著作，有着严密的理论系统，图文并茂、贴合实际，非常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掌握。这本小册子在后来极其艰难的防汛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7月，武汉的防汛形势日趋紧张，以陶述曾为首的工程师们，根据初步掌握的全市堤防情况，以及越来越凶猛的洪水发展趋势，紧张地研究制定了加固、培厚、加高堤防和除险抢险的工程技术方案，为总指挥部的抗洪战略部署及时提供了科学依据。26日至28日，狂风大作，暴雨倾盆而下，武汉抵挡住了这波洪水。

8月，上游的江水滚滚而至，陶述曾每天只能休息几个小时，他日夜不停地奔波在各个堤段上。武汉军民日夜守护在大堤上，几十万人置生死于度外，与洪水进行殊死搏斗。8月18日，武汉关水位达到了历史最高峰，而全市沿江大堤依然牢固矗立着，这是武汉防汛工作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次日，长江洪水开始全面回落。

为了更好地指导防汛工作，陶述曾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危险水位以上退水阶段的险情发展》文章，对当时武汉堤防形势及防汛抢险对策做了详尽、科学的阐述。

几个月后，毛主席发来贺电，庆贺武汉防汛取得伟大胜利，“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这场特大洪水，并勉励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作为武汉防汛总指挥部的总工程师，陶述曾此时此刻心中百感交集。

1955年，他在《人民长江》上发表了题为《武汉市1954年防汛技术的经验与教训》的长篇论文，文中说：“防汛工作，尤其是抢险斗争与医病有相同之点，医病不仅需要特效药，还必须有科学诊断方法与临床经验才能正确地了解病情和运用特效药。”他提出来的重要观点，对湖北省和武汉市几十年来的堤防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年，湖北省水利局正式改组为湖北省水利厅，陶述曾任厅长。陶述曾一直在第一线为湖北的防汛事业奔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撰写了多篇防汛文章，还做了关于防汛技术问题的报告。陶述曾执掌湖北水政的这些年，勤于思考，结合中央的水利建设方针和湖北的实情，提出符合省情的贯彻意见。在长期领导湖北水利建设的过程中，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治水理论——水土运动理论，为水利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