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上发表的《孙中山的文化思想述评》(以下简称郭文)一文认为：孙中山“早年的‘西化’趋向较为突出，对中土文明颇有离异的决心”;“至1911年，孙先生已确立了以欧美为范型，并取数千年固有文明而加以融贯的文化立场”;“民元以后，孙先生的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情结同步增长”;“孙先生晚年的文化复归倾向更加明显”。郭文的这些观点，令人难以苟同。

一、孙中山早年对中西文化的基本态度并不是“‘西化’趋向较为突出”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的伟大革命家。根据他所在的时间、空间，他的理论、思想、学说、行为不可能不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不可能不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作出评价和选择。

孙中山早年上过私塾，在香港学习期间读过史书和英文的“四书”、“五经”。他在《复翟理斯函》中，回顾了自己早年的思想变化：“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十三岁随母往夏威夷岛(Hawaiian Islands)，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是年母复回华，文遂留岛依兄，入英监督所掌之书院(Iolani College，Honolulu)肄业英文。三年后，再人美人所设之书院(Oahu College，Honolulu)肄业，此为岛中最高之学院。初拟在此满业，即往美国人大书院，肄习专门之学。后兄因其切慕耶稣之道，恐文进教为亲督责，

着令回华，是十八岁时也。抵家后，亲亦元所督责，随其所慕。居乡数月，即往香港，再习英文，先入拔粹书室(Diucison[Diocesan]Home，Hongkong)。数月之后，转入香港书院(Queen’s conege H.K.)。又数月，因家事离院，再往夏岛(H.I.)。数月而回。自是停习英文，复治中国经史之学。二十一岁改习西医，先入广东省城美教士所设之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肄业。次年，转入香港新创之西医书院(Co1lege of Medidne for Chinese,Hongkong)。五年满业，考拔前茅，时二十六岁矣。此从师游学之大略也。”[1](P47-48)

早年的孙中山主张积极学习西方的长处，但并不是“‘西化’趋向较为突出”，而是主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早在1897年初，他在与俄国人谈话时就说过：“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 [1](P86)武昌起义爆发后(1911年ll月)，他在欧洲演说时再次申明：“将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语言仍用官话，此乃统一中国之精神，无庸稍变。汉文每字一义，至为简洁，亦当保存;惟于科学研究须另有一种文字以为补助，则采用英文足矣。” [1](P560)

民权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核心。而它正是孙中山既学习西方文化精华，又借鉴中国文化精华的结晶。民权主义是以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民权理论为蓝本的。但孙中山也并不是全盘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理论，而是结合中国国情，并借鉴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考试制度和监察制度，从而创立了“五权分立”的学说。孙中山公开提出“五权分立”思想是在1906年。这年ll月，他在《与该鲁学尼等的谈话》中明确表示：“希望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 [1](P319)他指出：“考选制和纠察制本是我中国固有的两大优良制度，但考选制度被恶劣政府所滥用，纠察制度又被长期埋没而不为所用，这是极可痛惜的。我期望在我们的共和政治中复活这些优良制度，分立五权，创立各国至今所未有的政治学说，创建破天荒的政体，以使各机关能充分发挥它们的效能。” [1](P320)他还分析、批判了“三权分立”理论在欧美实行中的流弊：“如今天的一般共和民主国家，却将国务当作政党所一手包办的事业，每当更迭国务长官，甚且下至勤杂敲钟之类的小吏也随着全部更换，这不仅不胜其烦，而且有很大的流弊。再者，单凭选举来任命国家公仆，从表面看来似乎公平，其实不然。因为单纯通过选举来录用人才而完全不用考试的办法，就往往会使那些有口才的人在选民中间运动，以占有其地位，而那些无口才但有学问思想的人却被闲置。美国国会内有不少蠢货，就足以证明选举的弊病。” [1](P319-320)

孙中山有选择、有批判、有创造地学习西方的“三权分立”思想，“倡建五权之原则”，却引起了一些留学生的非议、惊骇。他们说：“吾人从未闻各大学教授有此讲义。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立，倡自法儒孟德斯鸠，君主民主立宪国奉为金科玉律，任何人不敢持异议。今先生欲变世界共尊之宪法，增而为五，未免矜奇立异，为世界学者所不许。” [1](P444)孙中山批评了这种洋教条主义，强调学习西方必须“适于民情国史”。他指出：“欧美、日本留学生如此，其故在不研究中国历史风俗民情，奉欧美为至上。他日引欧美以乱中国，其此辈贱中国书之人也。” [1](P444)

此时的孙中山，一方面主张有选择、有批判、有创造地学习西方文化，一方面大力赞扬中国文化的精华，坚决主张弘扬中国文化的精神，并不是什么“‘西化’趋向较为突出”。这里可以以孙中山1910年二三月间《与刘成禺的谈话》为证。他在这篇谈话中盛赞中国历史上的监察权和考试权，甚至对此二者有所美化(有过誉之词)。关于监察权，他说：“自唐虞赓歌飓以来，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行人采风之官，百二十国宝书之藏，所以立纲纪、通民情也。自兹以降，汉重御史大夫之制，唐重分司御史之职，宋有御史中丞、殿中丞。明清两代御史，官品虽小而权重内外，上自君相，下及微职，儆惕惶恐，不敢犯法。御史自有特权，受廷杖、受谴责在所不计，何等风节，何等气概!譬如美国弹劾权，付之立法上议院议决，上议院三分之二裁可，此等案件开国以来不过数起，他则付诸司法巡回裁判官之处理贪官污吏而已。英国弹劾亦在贵族、平民两院，关于皇室则在御前议政院，亦付诸立法也。如我中国，本历史习惯弹劾鼎立为五权之监察院，代表人民国家之正气，此数千年制度可为世界进化之先觉。” [1](P444-445)关于考试权，他说：“中国历代考试制度不但合乎平民政治，且突过现代之民主政治。中国自世卿贵族门阀荐举制度推翻，唐宋历行考试，明清尤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朝为平民，一试得第，暮登台省;世家贵族所不能得，平民一举而得之。谓非民主国之人民极端平等政治，不可得也!美国考试均由学校教育付诸各省，中央不过设一教育局，管理整齐，故官吏非由考试，而由一党之推用;唯司法有终身保障。英国永久官吏制度，近乎中国之衙门书吏制度，非考试制度。唯唐宋以来，官吏均由考试出身。科场条例，任何权力不能干涉。一经派为主考学政，为君主所钦命，独立之权高于一切。官吏非由此出身，不能称正途。士子等莘莘向学，纳人才于兴奋，无奔竞，无缴[徼]幸。此酌古酌今，为吾国独有，而世界所无也。” [1](P445)他认为考试权、监察权是中国特有的产物，是“中国民族进化历史之特权”。他沉痛地说：“祖宗养成之特权，子孙不能用，反醉心于欧美，吾甚耻之!”[1](P444)

从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早年的孙中山，不但没有全盘西化的趋向(倾向)，而且恰恰是一个热爱祖国历史文化，并善于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革命家。

二、晚年孙中山是否具有文化保守主义趋向?

郭文认为：“孙中山这种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制度文明和道德精神中吸取可现代化因素的致思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复归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趋向。从根本上说，这是受文化民族主义的心态所驱使的。在西方近代制度文明和价值观念的移植过程中，出于拯救和重建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的目的，出于在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的军阀混战的困局中为中国未来寻找出路的目的，孙先生的民族主义情意结和保守主义情意结同步增长。” [2](P154)郭文的这个观点，大有商榷之处。

孙中山早年和早年以后至晚年，他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是鲜明地反对走极端，即反对极端守旧排外，反对极端崇拜外国。在他走上革命道路之后，他始终反对全盘西化，始终反对顽固保守(例如反对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总的来看，孙中山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无所谓“西化趋向突出”与“文化保守主义趋向”云云。

孙中山是与时俱进、善于把握时代脉搏的伟大革命家。他在学习、借鉴西方文化方面，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借鉴内容方面，前后有变化和发展，但变化和发展的轨迹并不是从“西化趋向突出”到“文化保守主义趋向”。

孙中山晚年对中西文化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成熟，更具理性，但不能视之为“文化保守主义”。他认为学习外国必须保持国家民族独立，从中国的国情出发。l924年4月，他在演讲《三民主义》时指出：“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照样去做，像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欧美的机器，我们只要是学到了，随时随地都可以使用。譬如电灯，无论在中国的什么房屋，都可以装设，都可以使用。至于欧美的风土人情和中国不同的地方是很多的，如果不管自己的风土人情是怎么样，便像学外国的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所以中国今日要实行民权，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便要重新想出一个方法。如果一味的盲从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 [3](P763-764)

孙中山晚年对中国的传统道德也多有肯定，主张恢复传统道德。如他说：“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中国从前能够达到很强盛的地位，不是一个原因做成的。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缘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3](P679)他认为：“从前中国民族的道德因为比外国民族的道德高尚得多，所以在宋朝，一次亡国到外来的蒙古人，后来蒙古人还是被中国人所同化;在明朝，二次亡国到外来的满洲人，后来满州人也是被中国人同化。因为我们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还能够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够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的民族。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 [3](P680)

孙中山所讲的“固有的道德”，主要是指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他对这些传统道德是十分赞赏的，并主张发扬光大这些传统道德。他说：“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现在没有皇帝便不讲忠字，以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那便是大错。……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 [3](P683)“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论到个人便重谦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和外国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 [3](P684)

孙中山主张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并不是不作分析鉴别，也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而是有所分析批判、有所取舍的。如他对“忠’’这个传统道德范畴，就是有分析批判，有继承和创造的。又如他说：“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 [3](P680)

孙中山晚年仍不失伟大革命家的本色，他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正确总结了自己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发展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马克思主义思潮、苏俄社会主义文化，孙中山不是排斥，而是采取积极学习、吸收的态度。1924年10月，孙中山在《致蒋介石函》中明确指出：“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3](P948)这些也可以说明孙中山晚年没有“文化保守主义趋向”。

总而言之，孙中山对中西文化的基本态度，早年并不存在“西化趋向突出”，晚年也不存在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趋向”。

孙中山一生对中西文化的态度，可用l923年1月1日的《中国国民党宣言》中的话来概括：“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4](P1)

孙中山的文化观，是革命的文化观，科学的文化观，理性的文化观。或者说，孙中山的文化观，是革命性、理性、科学性的有机统一。革命性表明他的文化观并不保守，理性使他没有全盘西化趋向，科学性说明他的文化观符合历史、文化的存在和发展规律。

我们今天弘扬、振兴中华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抵抗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学习西方文化的精华，都有必要认真地借鉴孙中山的革命的、理性的、科学的文化观。

  作者为云南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教授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一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1.

  [2]郭齐勇.孙中山的文化思想述评[J].中国社会科学，l996，(3).

  [3]孙中山.孙中山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l981.

  [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七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