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发表过“三论”护国战争时期反袁大联合的文章，[1]然而话犹未尽。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反袁护国战争胜利90周年之际，再从孙中山与护国战争时期反袁联合战线关系的角度，进行论述，以为纪念。  

一、从几段否定孙中山的议论说起

本文拟从几段否定孙中山的议论切入，因此，不妨先引用这几段议论。刘光顺先生主编了一部洋洋80余万言的大作，书名叫《唐继尧研究集》。而这本“研究集”中，大约有一半的篇幅，刊登的是刘先生本人的大作《唐继尧评传》。就在这个“评传”中，刘先生对孙中山在护国运动中的表现，有很长一段批评文字。他说：“国民党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在国内被抓的抓，被杀的杀，降的降，躲的躲，跑到海外的也分崩离析，骨干多拒绝加入孙中山的新党。孙中山流亡日本后，虽天天都在号召讨袁，但没有实力，又远离云南，心有余而力不足，说的多，而能够做到的少。孙先生和云南基本上没有联系，查《孙中山全集》、《国父全集》和《总理全集》，孙中山没有给唐继尧一函一电一口信，对云南的护国首义加以指导过。袁世凯1916年3月23日宣布取消帝制后一个多月的4月27日，孙先生才从日本返抵上海。(原文如此——引者注)[2]病重的黄兴则在袁世凯死后才从美国经日本回到上海(原文如此——引者注)，[3]不久即逝世了。所以，可以说孙中山没有直接指导过云南的护国首义，中华革命党更谈不上是云南首义的中坚骨干”。甚至说，国民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组织”。来到云南参加护国起义的原国民党人李烈钧、熊克武、程潜、方声涛等并不代表国民党或革命派，而只是因为与唐继尧等有交情而来，是看在唐继尧的面子而来，他们“既不代表已经不存在多年的同盟会，也不代表已经被摧毁了的大杂烩的国民党和早已拒绝加入的中华革命党。”

又说：在护国战争中，唐继尧是“护国的主帅和旗手”，位居“首功”，是“云南军民的优秀代表之一，表现是杰出的。”他为“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过多次和多方面的贡献，有的贡献甚至是极其重大的。”而“唐继尧不属于哪个党派更无党派之私可言”，因此护国战争在云南的爆发，“决不是什么党派合作的产物。党派联合首义之说的客观效果是无视和贬低云南军民的重大牺牲和历史贡献，是无视和贬低云南首义的光明和正大。”护国战争，“无需某党某派某人跑来云南先教而后会。”[4]

这几段议论，涉及的问题较多。本文不打算全面回答，而只集中在两个问题上进行探讨。一个问题是，孙中山在护国战争中的作用问题;另一个问题是护国战争中的反表联合战线问题。

二、孙中山是护国运动的旗手和精神领袖

早在1984年，云南、贵州的学者联合写作的《护国运动史》中就指出：“事实上，孙中山是护国运动的旗手，是护国运动的精神领袖。只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掌握的军事实力不大，因而在护国战争中没有成为反袁武装力量的主力。”[5]这一段话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一方面我们指出，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掌握的军事实力，未能成为反袁护国战争的主力;另方面却不能因此而否定孙中山是护国运动的旗手和精神领袖。孙中山的这个历史地位，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形成的。

林家有指出，云南护国首义，“虽然不是孙中山亲自组织和发动的，但作为第三次革命的护国运动，毫无疑问孙中山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如果没有像孙中山这样具有崇高威望的人士，自第二次革命以来，在国内外，尤其在国外华侨和中华革命党人中扎扎实实地从组织上、思想上及至物质上做了大量的讨袁护国准备，就很难把国内外的爱国力量凝聚起来，也不可能形成反对袁世凯的统一战线。”所以，“护国运动是以孙中山作为精神领袖”的结果。[6]

历史的发展，应该说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以后，并未放弃他的理想——为建设独立富强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在实践中他逐渐认识到：“袁世凯的独裁较清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7]二次革命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其目的就是要“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8]鉴于袁世凯的野心逐渐暴露，孙中山明确指出：“今袁氏既如此，则第三次革命为不可少之举。”我“将负完全责任，以发起第三次革命”。[9] 袁世凯“积恶至此，将来反动，比之满清末年尤大。”[10]袁世凯宣布接受帝制之次日，即1915年12月13日，孙中山又说：“自本月十二日帝政实施，祖国前途，顿增黑暗，以先烈手造之共和，转而为袁氏一家之私产，四亿同胞吞声咽泪，稍有元良者，莫不以三次革命为救国良药”。[11]“是以三次革命，乃全国人民心理所公认，若决江河，一泻千里。”[12]孙中山说，“兴师讨贼，急不容缓。”[13]他自己重点做思想动员工作，加强国民对护国的认识，揭露袁氏的卖国虐民罪行。至于“军事方面，自有内地同志积极进行，各尽天职，各负责任，总冀达到推倒恶劣政府，建设真正共和为惟一之目的。”[14]同年底，孙中山发表了第一次《讨袁宣言》，揭露袁世凯种种罪行后，号召“爱国之豪杰共图之”，“戮此民贼，以拯吾民。”[15]1916年5月9日，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进一步揭露袁世凯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推翻袁世凯，重建民国。他表示：“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16]

孙中山不仅“说的多”，而能做到的亦不少。孙中山于1915年夏就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并不断派遣党员潜往上海、江苏、广东、山东、浙江、湖北、湖南、辽宁、陕西、四川等地，联络军队，先后举行过多次武装起义。在云南护国首义爆发前影响最大的一次起义是，继1915年11月10日刺杀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后，1915年12月5日发动了上海肇和军舰的起义。革命党人策动上海肇和军舰起义，炮轰制造局，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有一定规模的武装斗争，因此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起义最后虽未成功，却推动了全国的反袁斗争。因此肇和军舰起义日——12月5日，曾被国民政府一度列为国家纪念日之一。

而在护国战争中，由中华革命党直接组织的讨袁战争，以居正任总司令的山东讨袁军的斗争成效最大。1915年夏秋之交，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决定在青岛设立中华革命军东北总司令部筹备处，以居正为总司令，许崇智为参谋长。他们先是活动于大连至上海间，曾参与肇和舰起义之役。后东北军在山东境内曾连克20多个县城，并瓦解了北洋陆军第5师，取得了讨袁斗争的重大胜利，自己的队伍也发展到三万余人。还在1916年3月13日，孙中山就曾通告北方各省革命人士，说云贵起义，“作共和之保障，此吾人所中夜欣祝者也。惟是云贵军局限一隅，胜败之机，尚难预决。故欲缩短战争之期间，保全国家之元气，事半功倍，犹解倒悬，非从袁氏根本地推翻不可。加之北方健儿，山东豪杰，并起亡秦，殆指顾间事耳。文实有鉴于此，特派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总司令，统筹直隶、山东、山西革命军进行事宜，前来与诸同志相见。务希各披肝胆，协力同心，义勇奉公，精诚服务，以达吾党远大之目的。文实有厚望焉。”[17]这说明孙中山不仅具体布署和指导了北方的反袁斗争，而且高瞻远瞩，看得更远，考虑到了整个反袁斗争的全局。

在遍及全国和海外侨胞的反袁斗争烽火中，我们还要例举四川的反袁斗争。早在1914年秋，孙中山就任命卢师谛为四川中华革命军总司令，石青阳为川东区司令，吕超为川南区司令。云南护国起义后，中华革命党在四川各地纷纷响应。其中，刘伯承、王维纲等奉孙中山之命，在川东起义，并于1914年3月17日一度攻克丰都县城。而刘伯承正是在这次战役中，不幸右眼受了重伤，由于缺乏必要的医疗条件，后竟未能治愈而失去右眼。

除了上海外，又以山东、四川两地为例，说明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并没有停留在“说的多”，而且也实际做了不少工作。只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华革命党反袁武装力量，未能成为讨袁战争的主力而已。所以，毛泽东也认为：“中华革命党时期，进行了武装的反袁运动。”[18]

与此同时，云南起义前夕，孙中山也十分关注，并先后派人入滇，策动起义。早在1914年7月，吕志伊就建议孙中山派他回滇策动反袁工作，孙中山非常高兴地同意了，同年冬即派吕志伊回云南。云南革命人士得以联成一气，同时为使云南不致孤立，需要加强对外联系，云南方面遂又决定由吕志伊与中华革命派联系，随后又派他到省外联络。吕志伊自己明确地承认这一点，他的建议“总理(孙中山)深为嘉许，即派余赴云南工作。”[19]这就是说，吕志伊是奉孙中山之命回云南策反倒袁工作的。

不仅吕志伊是孙中山派回云南的，而且李烈钧、熊克武、程潜、方声涛等也是孙是山或革命派派到云南来策动反袁工作的。所谓李烈钧等人并不代表国民党或革命派，而只是因与唐继尧等有交情，看着唐继尧的面子而来的观点，完全违背了基本历史事实。

“1915年10月，李烈钧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回国，策动云南唐继尧举兵反袁”[20]是言之有据的。关于这一点，李烈钧本人的“自传”也是说得很明白的。自传说：袁世凯倒行逆施，妄图称帝，“总理尤深憾之，欲派余赴云南筹商大计。”于是李烈钧束装回国，同行者还有“总理洋文秘书马素、韦玉二人。”当李烈钧等人艰难地来到越南与云南边境时，“河口关监督闻余等至，即密电唐继尧请示。居数日，正拟兼程前进，而监督来语余，谓‘唐公无电来，请先生勿孟浪过关。’余闻而讶之，因思此行，于中国前途，关系极深，乃作破釜沉舟之计，手拟一电至唐督，略谓：‘此来为国亦为兄。今到老开已多日矣，三日内即闯关入滇。虽兄将余枪决，向袁逆报功，亦不敢计也。’”[21]唐继尧无可如何，才让李烈钧进入云南。李烈钧的自传，清楚地说明，他来云南不仅是奉孙中山之命，而且到了云南大门口，“多日”未能进入，以至要冒着生命危险“闯关”，这哪里是什么为“交情”、“面子”而来的呢?还要说明的是，李烈钧在中华革命党成立之初未能加入，而是成为欧事研究会的一员，但后来又重新加了中华革命党。即使是欧事研究会，在反袁复辟帝制的旗帜方面，仍然是鲜明的。

熊克武、程潜、方声涛之来到云南，情况各有所不同，然而或系孙中山派来，或系革命派派来，也是很清楚的，决不能单纯归结为与唐继尧的“交情”和“面子”。正如程潜在加入欧事研究会后也说：“我们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至死不谕，不能节外生枝，立异标新。比方说三民主义是海，我们和黄兴只能算百川，而百川终汇于海。”李烈钧、熊克武“奉孙中山之命”，而程潜亦与革命派商议，经广西进入云南的。方声涛则“受程潜、李根源的委派”去云南的。[22]这就是历史事实。

由上述可知，孙中山不仅是护国运动的旗手和精神领袖，而且还做了大量的讨袁武装方面的具体组织工作。看不到这一点是不应该的，故意抹煞和歪曲这一点则是别有用心的。  

三、孙中山是护国战争时期反袁联合战线的一面旗帜

刘先生否定孙中山在护国战争中的作用，更进一步否定反袁联合统一战线，好像反袁护国战争的发动及其胜利进军，只是唐继尧一个人干的，而云南人民的反袁斗争也是孤立无援的。这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抹煞了云南人民在反袁斗争中的伟大胸怀，否定了云南人民在反袁斗争中“得道多助”的事实。

袁世凯复辟帝制公开化以后，全国各阶层人民、政党、团体、派别，除了一小撮死心塌地追随袁世凯的爪牙以外，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面对着控制中央政权，又掌握着强大的北洋军的袁世凯的势力，这时任何政党、派别或个人，要进行反袁复辟的斗争，势必需要联合各种反袁势力，实现反袁大联合，形成反袁统一战线，才有可能最终粉碎袁世凯的复辟势力。实行反袁大联合，是形势的需要，是历史的必然。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反对共同的敌人，这是一切有作为的政治家所遵循的基本信条。即使是那些暂时的朋友，为了反对共同敌人的大局，也需要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加以联合。这既是一种战略，也是一种策略。从事任何伟大的斗争和事业，没有各方面人士的联合，缺少同盟军，最后都只能是孤家寡人，一事无成，以失败告终。这是历史的经验，也是现实斗争的总结。团结与联合，既是考虑问题的重要出发点，也是思考问题的重要归宿。很清楚，在反袁护国战争中，只有反袁，才能联合;也只有联合，才能反袁，才能在反袁斗争中取得胜利。

反袁护国战争的历史，已经向我们显示，反袁护国战争的爆发及其胜利进程，都是实现了反袁大联合、形成了反袁统一战线的结果。这些联合起来的反袁力量，包括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含以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温和派)，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唐继尧为代表的西南地方实力派，以蔡锷为代表的民初军政界反袁势力，以白朗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以冯玉祥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内部的反对派，甚至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保皇派，以及海外华侨中的反袁势力等。这些政党、团体、派别、群众以至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袁世凯复群帝制，从而形成空前壮大的反袁联合阵线，或者说反袁统一战线。没有这种联合，反袁护国战争的爆发及其胜利进展，是难以想像的。这种联合，毫无疑问，包括对云南人民和滇军反袁势力的联合在内。

反袁大联合阵线中，最重要的联合，从历史发展全局的主线来考察，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联合。这两大派的联合，是反袁大联合的政治基础。这两大派(政党)，在辛亥革命前后，因政治主张的不同而分裂，然而表面上分歧严重的两大派(政党)，却也有同属于资产阶级的某些基本共同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当危及资产阶级共同的基本利益的时候，两党两派就可能因反对共同敌人而实现联合。尽管动机可能不一，但是客观上的共同点，却迫使联合成为必然，成为事实。

这种反袁大联合，不仅已成为历史事实，而且联合各派的主要当事人，都是承认了的，并有许多深刻的阐述。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由国民党转化而来的中华革命党党魁孙中山就明确说，护国战争时期，“所幸革命之元气未消，新旧两派皆争相反对帝制自为者，而民国乃得中兴。”[23]这里所说“新旧两派”，就是指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又在第二次《讨袁宣言》中说，新旧两派“昔之政争已成陈迹。今主义既合，目的不殊，本其爱国之精神，相提携于事实，见仇者虽欲有所快，无能倖也。”[24]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进步党党魁梁启超也承认，在反袁国战争中，“急进派反诸平实，稳健派力去驰情，两派合作，是当时成功的主因。”[25]所以进步党人士也认为，进步党在“理想上实与国民党别无何等之差别。”[26]先是欧事研究会成员、后又加入中华革命党，并成为护国第二军总司令的李烈钧也曾说：“滇黔当日之义举，非一党专政，乃两党合作，故得合群策群力，以收集思广益之效。”[27]云南人、知名学者、护国军政府参议赵藩亦说，护国各党各派，“不分新旧，不分畛域，不存意见，不咎既往，豁然大公，无所不容。”护国第一军总司令蔡锷对此，“尤深然其说。”[28]这些表述虽然说法不完全一样，但都认为反袁的资产阶级两大派、两大党，是实现了联合的。以两派两党为基础的反袁大联合及其所形成的全国各党各派各团体及各方面人士组成的反袁联合阵线，促成了护国战争的爆发，有助于护国战争的胜利进军。这就是说，反袁大联合、反袁统一战线的历史结论，不是后来历史学家们强加给历史的，而是历史事件的各派主要当事人异口同声地说明了的。这既是历史事实，也是各党各派当事人所认可了的。关于这个问题，当时的报刊也曾报道说：“国民、进步两大政党者，吾国人才之集中点也。其始，一为拥护政府者，一为反对政府者。政府得其一，遂足制其他。迄于今兹，则两大党者，方共相握手，一致进行。乃至宗社派、遗民派，亦相率大鸣其不平。全国人才呵成一气。”[29]

指出反袁大联合的事实，并没有丝毫否定云南人民和滇军在护国中的作用。护国战争首先爆发于云南，云南军队(滇军)成为反袁武装的主力，云南各族人民和滇军为反袁护国战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是云南各族人民值得骄傲的。为护国战争作出贡献的志士们，为护国战争牺牲的烈士们，将得到云南和全国人民应有的怀念和崇敬。反袁护国战争的胜利，既是云南人民的胜利，也是全国人民的胜利。

但是我们还要进步说明的是，云南各族人民在反袁护国战争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不是也不可能是孤立的现象。如果没有全国反袁形势的高涨，没有以两大派联合为基础的反袁联合战线的形成，唐继尧从拥袁到反袁的转变不可能完成，云南护国首义难以实现，反袁斗争的胜利更会是困难重重。

护国战争时期的反袁联合战线，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孙中山是这个战线的一面旗帜。这是历史形成的，也是孙中山多年奋斗的结果，别的人士是难以取代的。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杰出代表和伟大领袖。他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历经艰难险阻，经历了多次失败和挫折，但他毫不灰心，坚信自己的正义事业是一定能够胜利的。二次革命后，面对袁世凯专制独裁和出卖主权的凶恶气焰，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捍卫民主共和，为求得中国的独立和富强而高举反袁旗帜，英勇战斗。这种精神，这种风貌，是那个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典型代表，没有一个政党或个人能够替代或匹敌。

还在1914年秋，孙中山发布了《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檄文一开就愤怒痛斥袁世凯，“世界自有共和国以来，殆未有此万恶政府危亡祸乱至于此极者也。”然后号召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军坚决打倒袁世凯，而且希望“中原豪杰，望旆来归;草泽英贤，闻风斯起。”[30]这就打出了反袁统一战线的旗帜，吹响了反袁护国运动的旗号。反袁护国战争爆发前夕的1915年11月，孙中山又指出，全国各地许多地方都在酝酿反袁武装斗争，纷纷“派人与吾党接洽，联络举事。”而孙中山希望“先从西南造成我根据”，这样“袁贼之复亡，不出数月，中原大局不难定也。”[31]孙中山的预测，为后来历史发展所证实。孙中山自然成为反袁联合阵线的一面旗帜，这就是历史事实。

关于孙中山作为反袁联合阵线旗帜一点，唐继尧事实上也是认可的。1915年10月，唐继尧派出代表驻沪，并给孙中山、陈其美带去了两封信，重提自己是同盟会员，欢迎孙中山领导的袁斗争，表示“窃盼我公登高一呼，俾群山之皆应，执言仗义，重九鼎以何殊。一切机宜，祈予随时指示，得有遵循。总期早除袁氏之大憝，复我民族之自由，马首是瞻，共成义举。”[32]这封信，孙中山是否收到，我们不得而知，但唐继尧的表态还是明确的。

非常清楚，孙中山既是护国运动的旗手和精神领袖，也是反袁联合阵线的一面旗帜，这是难以否定的，也是不容否定的。

                                                              作者为云南民族大学教授

  注释：

  [1]参见《论反袁大联合》，见《护国文集》第1-1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联合就是胜利——再论反袁大联合》，见《爱国·团结·胜利》第7-20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论护国战争中的反袁大联合——三论反袁大联合》，见《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125—129页。

  [2]这里引文的两个日期都有错误，袁世凯取消帝制的日期应为1916年3月22日，孙中山从日本返抵上海的日期为5月1日。

  [3]黄兴返回上海的日期，虽在袁世凯死后，而离开美国和到达日本的日期，却是在袁世凯死前。

  [4]以上文字，参见刘光顺：《唐继尧评传》，见《唐继尧研究集》第137、147—149、183—184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

  [5]谢本书等：《护国运动史》第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又参见繁体字版《护国运动史》第4页，台北·稻乡出版社1999年版。

  [6]林家有：《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斗争》，见林家有著《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第318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7]《孙中山致美国德崔克的十封信》，见《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4期。

  [8]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册第162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9]《致邓泽如函二件》，见《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26-127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10]《复古宗尧陈铁伍函》，见《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90页。

  [11]《致黄景南等函》，见《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13页。

  [12]《致高标勋等函》，见《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14页。

  [13]《复叶独醒函》，见《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96页。

  [14]《复区慎刚等函》，见《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15页。

  [15]《讨袁宣言》(第一次)，见《护国文集》上册第7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6][24]《讨袁宣言》(第二次)，见《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83—285页。

  [17]《致直鲁晋省革命同志函》，见《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47页。

  [18]《战争和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2版。

  [19]《天民回顾录》，见《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9页。

  [20]李赣驹、杨仲子：《讨袁义战垂青史，缅怀先人爱国情》，见《李烈钧将军》第178页，《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

  [21]《李烈钧自传》，见《李烈钧文集》第809、81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2]陈利明：《程潜传》第91、94、98等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23]《建国方略·之三》，见《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412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25]梁启超在蔡锷来信上的签注条，见《松坡军中遗墨》第1页，松坡学会重印，1926年版。

  [26]《进步党员之愤慨》，《中华新报》1915年11月8日;又见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第7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27]《在云南起义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见《李烈钧文集》第719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8]万揆一：《云南首义讨袁札记》，见《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15页。

  [29]《论粹》，《民国日报》1916年2月18日。

  [30]《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见《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30—131页。

  [31]《复希炉革命党人民》，见《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03—204页。

  [32]《唐继尧致孙中山信》，见云南省档案馆编：《云南档案史料》第1期第17页，1985年版;又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962—963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