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李济深等民革领导人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是筹建新中国的重要一页，也是大批民主人士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合作的重要开端。中共中央对李济深等民革领导人的安全乃至生活起居，均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安排，让他们倍感中国共产党的尊重和爱护，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不仅促成了新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更换来此后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的合作真情。

精心筹划

1927年后，以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民主派，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内的民主人士和其他爱国人士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拥护国共第二次合作。

1943年，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王昆仑等国民党民主人士开始筹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5年10月在重庆成立；1943年，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国民党民主人士在广西桂林、平昭筹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1946年4月在广州正式成立。1947年11月，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在香港召开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联合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联和民促仍继续存在）。

△1948年1月4日，香港《华商报》上刊登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推选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李章达、谭平山等为中央常务委员，并发表成立宣言，主张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民革的成立使国民党各派爱国民主力量联合起来，共同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

1948年夏，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时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党统治已经濒临灭亡。为了早日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中共中央在发布的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号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共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商议建国大计，为成立新中国做好准备工作。

1948年5月，民革领导人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通电全国，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口号。

当时国内连年战乱，国民党特务又不断暗杀进步的民主人士，同时又对解放区实行严密的封锁，阻挠进步人士进入解放区，因此许多民主人士都撤退到了香港。

为了让在港的民革领导人等民主人士避过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和阻挠，安全顺利地抵达接待地东北解放区的大连港，在西柏坡的周恩来电示中共华南分局负责人方方和香港分局负责统战、情报工作的潘汉年，要他们切实做好护送工作，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此年的5月，党中央派钱之光（毛泽民的妻兄）、刘昂（钱之光的夫人）两位同志分别到香港、大连负责具体工作。刘昂抵达大连后，任中华贸易总公司的董事长，负责接待赴大连的民革领导人等民主人士。

当时，陆路有国民党的严密封锁，香港的环境又复杂，国民党特务、港英巡警和密探如麻，民革领导人等民主人士要北上，只能秘密地分批从海上走。对此，周恩来指示护送工作要绝对保密，为了保证安全，不论花钱多少，一定要租用稳妥可靠的船只，每批安排哪些人、走哪条路线，都要向他汇报。

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租赁了苏联货船“波尔塔瓦”号从朝鲜的罗津港出发，途中受到国民党飞机的监视，装扮成锅炉工的他，最终平安抵达香港。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同前来迎接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其他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合影。左起：沈钧儒、朱德、董必武、李济深、陈其瑗、郭沫若、黄炎培、毛泽东、林伯渠、马叙伦。

“波尔塔瓦”号货轮抵达香港后，苏联方面立刻派人乘坐小汽艇来接。当时，苏联在香港设有办事处，与船上有通讯联系。办事处之前就已获悉“波尔塔瓦”号到达香港的时间，并通知了“联和行（联和公司）”。该企业是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在1938年成立的一个与外界进行公开联系的办事机构。在该企业工作的有刘恕等人。

钱之光一行上了苏联驻港办事处的小汽艇。中途，钱之光碰到了前来接人的刘恕。上岸后，刘恕带着钱之光一行先到“联合行”商量卸货的事情，布置今后的工作，然后再和方方等人进行联系。

钱之光立刻和方方、潘汉年见了面。他们立刻开始安排计划护送民革领导北上的工作。他们认为：第一，在香港的民革领导等民主人士很多，宜分期分批行动，至于每一批安排哪些人走，什么时候开船，必须根据民主人士的准备情况、货物的采购装运、香港的政治气候以及联系工作的情况等来决定。第二，要就护送工作建立专门的电台。以方便和西柏坡的党中央、大连接待方刘昂联系。几天后，电台建起来了，并和西柏坡、大连作了沟通和联系。

为了尽快安排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钱之光、潘汉年等人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在一家高级旅馆内，钱之光、潘汉年和“联合行”的职员们商议详细具体的行动步骤。潘汉年对参与联系民主人士北上的同志们表示：香港的情况复杂，而工作不能出任何差错，所以，负责联系的同志必须机智灵活，尤其要注意密探的跟踪。对于上船要经过的路线要调查，要熟悉经过的地段。同时，还要提前约好，要经过哪些街道，什么人去接，还要知道，万一遇上了紧急情况，如何应对和处理。

经过钱之光、潘汉年等人一番努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好了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的准备工作。

1948年8月底，钱之光向西柏坡的周恩来发出请示电报：“准备租用苏联货轮运送第一批民主人士经朝鲜到东北解放区。”

8月30日，周恩来起草并发出与任弼时、李维汉联名的致钱之光的电：“同意第一批民主人士乘所租的苏联货船开往朝鲜，但须注意绝对保密，保证安全。出发以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

收到电报之后，钱之光、潘汉年便开始确定具体的护送名单。当时准备进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很多。因为第一批带有试探性，人员不宜安排太多。经过反复考虑和斟酌，安排了蔡廷锴、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等四人。

1948年9月1日，民主爱国人士冯玉祥乘船回国途中，在黑海因船起火遇难。中共中央获此噩耗，十分震惊。由此十分担心在香港租赁的苏联货轮旅途中是否安全。

9月7日，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并香港分局，要他们注意民主人士的安全。电报中指出：民主人士乘苏轮北上一事，望慎重处理。第一，如该轮确无航行保证，以不乘该轮为妥；第二，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表示顾虑，也可不乘该轮；第三，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也愿意北上，也不宜乘一轮，应改为分批前来，此次越少越好。

接到此电报后，钱之光、潘汉年等人对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做了更为慎重而妥帖的安排。

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钱之光赶到苏联货轮上，迎接谭平山、蔡廷锴、沈钧儒、章伯钧等人上船。为了避免可能引起的麻烦，直到黄昏时，谭平山、蔡廷锴、沈钧儒、章伯钧等人才离家上船。

蔡廷锴、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等四人利用黄昏的掩护，乔装打扮成短衫工人模样，在地下党章汉夫的陪同下，乘小舢板登上了苏联货轮。

为护送第一批民主人士，钱之光、潘汉年除了安排章汉夫陪同北上，又派其他人护送。他们离港后，钱之光立即向西柏坡、大连方面报告了第一批民主人士出发的情况。

收到钱之光从香港发来的电报后，在西柏坡的周恩来立即起草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的电报：“第一批来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近日内抵朝鲜罗津，请张闻天、高崇民、朱学范分别代表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全国总工会前去迎接。”东北局接到电报后，则建议改派离罗津港较近的李富春、朱理治代表东北局前往迎接。中央同意了这个建议，重新派李富春等人去迎接第一批民主人士，即谭平山、蔡廷锴、沈钧儒、章伯钧等人。

在香港的钱之光、潘汉年等人一直焦急地盼望着民主人士抵达目的地的消息。直到第八天，焦虑不安的钱之光等人才收到大连刘昂同志发来的电报：“船已顺利到达朝鲜罗津，中央派李富春专程迎接，已前往哈尔滨。”9月29日，谭平山、蔡廷锴、沈钧儒、章伯钧等人顺利抵达哈尔滨。为了祝贺第一次完成这项任务，钱之光、潘汉年和其他一些同志在旅馆里举杯痛饮起来。

第一批民主人士安全北上后，钱之光、潘汉年等人接着又着手安排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的准备工作。

这次是刘昂直接在大连港租用苏联的货轮，装载着东北解放区出口的大豆、土豆、人参等物资来到香港，然后接回第二批民主人士，带回解放区所需的纸张、西药等物资。

10月中旬，刘昂在大连租用的苏联货轮抵达香港。意想不到的是，苏联货轮在到达香港时，与另一艘大船发生了碰撞，搁浅在海湾，必须就地检修。为了不耽误民主人士北上，钱之光又租了一艘挂挪威国旗的“华中”号货轮北上解放区。

1948年11月23日，第二批民主人士：郭沫若、马叙伦、陈其尤、沙千里等三十多人。12月1日，“华中”轮抵达辽宁丹东石城岛。郭沫若等第二批民主人士改乘小船上岸。东北局派人把他们迎接到了沈阳，住进了铁路宾馆。

因为前两批民主人士北上引起了外界的注意，为安全起见，第三批民主人士启程的时间安排在圣诞节后的第二天深夜。因为香港每逢圣诞节要放假，人们欢度节日，这是一个有利的时机。

12月25日圣诞之夜，香港一片火树银花。香港岛半山区坚尼地道的皇家酒店三楼，高朋满座。而一群记者也聚集在酒楼内外，窥测酒宴的动静。甚至香港当局也出动了巡警、密探，布置在酒楼周围。

因为宴会上有李济深，而此前谭平山等人悄然离港，让滞留在香港的李济深显得格外引人瞩目。

围绕着李济深的去向，各派政治势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美国在积极拉拢他；李宗仁、白崇禧等新桂系也在极力拉他加盟；蒋介石则千方百计地要把他扣留在香港，如未遂就暗杀他。一时间，李济深周围，危机重重。朋友们都在为他担心。何香凝便建议他为了安全和政治形势的需要而早一点走。

香港地下党对李济深的争取工作也是不遗余力。为了解除他出走香港的后顾之忧，钱之光对其家属做了周密妥善的安排，同时在安排同行的人员时尽量组织民革中和他亲近的人一起走，以增加他途中的安全感。最后，李济深决心秘密北上。

李济深出走的时间定于12月26日夜。为了迷惑外界，钱之光特地安排李济深参加一个宴会，东道主名义上是香港社会贤达、商人邓文钊，同时赴宴的有朱蕴山、何香凝、梅龚彬、李民欣、陈此生等人。

这次宴会招来的观众很多，但没有人能接近举行宴会的包间。包间外，两名身强力壮的大汉剑拔弩张，任何人接近包间的企图，都被他们挡下了。李济深难得这样高兴，环顾左右，都是至交好友，多年来忠诚地追随在他的左右，现在，他将带领他们开始一次新的征程。李济深感触很深地表示：中共朋友安排得如此周密，可谓用心良苦。他们决不能辜负中共朋友的厚望，要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绵薄之力。今天晚上，他们决定要离开香港回家了。

李济深一行的车队浩浩荡荡地直奔维多利亚海湾，早有几条游艇等在码头，一行人弃岸登舟。近处渔火明灭，远处万家灯火，良辰美景，泛海赏月。

维多利亚港内游艇如织，李济深的游艇很快混淆其中。李济深的游艇在港湾中来回巡梭，所有的眼睛都在紧张而焦虑地在海面上搜寻。在焦急不安的期待中，游艇在海面上漂荡了将近一个小时。这时，一条小艇飞速冲来，驶到近前时，按事先的约定发来信号。艇上的人不约而同地长吁一口气，接应者终于盼来了。渐渐地，大家看清钱之光正站在船头。钱之光的小艇在前方不远处划了一道弧，然后，调头向东南方驶去，李济深的游艇立即加大马力，紧随其后。

前方出现了一艘巨轮——苏联“阿尔丹”号货轮。小艇一靠近货轮，便发出信号，巨轮立即放下软梯。当李济深被搀扶着登上甲板，定睛一看，四周熟人很多，有茅盾夫妇、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王绍鏊、柳亚子、马寅初、洪琛、翦伯赞、施复亮、孙起孟等人。他们不是西装革履，便是长袍马褂，一副商人的派头，大家见过面，彼此握手寒暄。

钱之光上船，与大家告辞，同时又叮嘱大家：“诸位先生已经顺利登船，但是后面的航程还很长，我们这艘船是跑东北这条线的，所以大家现在都是去东北做生意的，给大家准备的衣服口袋里，都有一份订货单，大家抽空看一看，还要事先准备一套话，以便应付路上的盘查。为了保证航行安全，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自己新的身份。”最后，钱之光又说：“诸位先生是国家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有责任把诸位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但是目前在海上，我们的力量有限，我们只有靠机智、勇气和纪律，战胜一切可能出现的困难。在航行过程中，希望大家与陪同随行的同志多联系。”

“阿尔丹”号一声长鸣，缓缓出港。船到青岛海面，遇到逆风又坏了一个引擎，每小时只能走6海里，直到1949年1月7日上午，抵达大连。

中共中央已派李富春、张闻天专程在大连迎接，先期抵达解放区的民革中央常委朱学范和中共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也恭候在大连港。李济深等人上岸之后，立即被安排到大连的“关东酒家”。

当天中午，李富春、张闻天在“关东酒家”举行欢迎宴会。晚上，李济深等人到火车站俱乐部观看苏联海军歌舞团的演出。

1月8日一大早，李济深就把朱学范叫到自己的房间了解东北的情况。他对中共和民主人士真诚合作的态度很满意，对筹备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建立新中国十分乐观。

1月12日，李济深离开香港半个月，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以8万港币的高价向美国陈纳德的“民航队”包了一架专机，送黄绍竑到香港，请民革主席李济深出来帮忙，以促使和谈。白崇禧很重视李济深的影响和地位，认为他可以在新桂系和中共之间发挥一定的缓冲作用。然而，当黄绍竑抵达香港时，李济深已经在沈阳了。

后来，在潘汉年的多方工作下，1949年9月，黄绍竑欣然接受周恩来的邀请，赴北平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团结报》12月21日文史周刊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