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起就担负着赓续中华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神圣使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表现出了高度的文化自觉和中华文明主体意识，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奠基和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华文明自我意识的最新自觉，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薪火传承。中华文明是从上古延续至今的人类原生文明之一，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中华民族是中华文明的创造主体，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瀚如烟海的文化典籍，智慧渊深的哲学思想，绚丽多彩的文学艺术，繁复细密的典章制度，高明中庸的道德伦理，巧夺天工的精巧技艺，星罗棋布的城市乡村，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基本内容。“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对中国人来说，中华文明是“天道”通过“人道”的伟大实践在中华大地上的实现，是“天”“地”“人”三才内在统一的灿烂光华。中华文明是“中国智慧”的伟大创造，“中国智慧”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原动力。所谓“中国智慧”就是源于“中国”特有的生存形势而激发出来的“生存智慧”和对这种“智慧”的言说，其典型表现就是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的中华“道学”。中华现代文明绝不是中华文明的中断，无论是就创造主体而言，还是就内在精神而言，中华现代文明都在中华文明的浩荡洪流之中。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是经过“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的具有“现代性”的“中华文明”，即经过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从来就具有“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自强不息，刚健有为，不断开辟着新的思想境界和生活境界，从而度过一次又一次生存危机，绵延不绝。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一方面勇敢地应对列强的挑战，一方面积极地反思自身的弱点和不足，因应时变，“与时偕行”，在新的“世界历史”境域中实现中华文明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中国化”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历史叙事和“辩证思维”，契合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本性，激活了中国人的科学理性精神和自由实践精神，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国事业、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根本的“智慧资粮”和“精神指导”，使得中华文明迅速走向中华现代文明。与中华文明相比，中华现代文明具有了“更为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在更为宏大的世界历史尺度上展开，与其他文明的联系更加紧密，关系更为复杂；具有了更为深刻的科学理性精神、自由实践精神，更富有创造性，更富有内在活力；创造了现代化的文明成果，通过新的“中国式”的观念体系、制度体系、工艺技术和“中国制造”器物，更为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走向。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为进一步发展和实现“两个结合”，我们要一方面深入研究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在当代实践中深化和丰富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新的内容和形式，不仅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而且在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在灵魂中、流动在血脉中、渗透在生活中，并且与现代观念、现代制度相互诠释，相互贯通。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基本前提。

要实现这个有机结合，我们应该继续走“马魂、中体、西用”的现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马魂、中体、西用”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种主导范式，即以马克思主义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而其问题意识、主要学术资源和话语体系都是来自中国的现实与历史文化，同时以其他民族一切有价值的文明成果为资粮和借鉴。只有在这条现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上，我们才能真正发挥中华民族的智慧本性和作为实践主体的创造性作用，也才能充分吸收丰富多样、光华灿烂的其他文明成果，努力建设“和而不同”、内容丰富、意义深刻、活力充盈、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者系民革云南省委会副主委、云南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