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葆真（1880-1977），又名凤玉，字卓山，河北深泽人，民革创始人之一。1949年后，曾任政务院法律委员会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民革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第三届中央常委。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如今的上海闸北公园，绿荫掩映、池水净澈，樱花与红枫点缀其中，蜿蜒的曲径与富含底蕴的历史建筑坐落其间。但在70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南京解放后，解放军向上海挺进，国民党作垂死挣扎，大批革命志士在这里被枪杀、活埋。当时还被称为宋公园的这片土地，是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革命志士的刑场。

1949年5月9日，京沪暴动案的三位“要犯”孟士衡、吴士文、肖俭魁就在这里英勇就义。当时已经70岁高龄、入狱两个多月、饱受折磨的民革前辈王葆真，也于同日被宣判死刑。

王葆真与京沪暴动的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要从民革建立讲起。

建立京沪民革组织，开展军事策反工作

1948年是解放战争至关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中国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在华北、中原、东北、西北、山东等战场上捷报频传，国民党军大批有生力量被歼灭，国民党方面逐步丧失了进攻能力，这不仅引起国民党内部人心、军心的动摇，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广大民众更是盼望解放、盼望蒋介石早日垮台。但是，为了挽救行将崩溃的统治，反动当局抓紧了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疯狂屠杀，宁沪地区的白色恐怖尤为严重。

▲1939年至1941年，王葆真任国民参政员、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及华北分会副主任时摄于重庆。

以养病的名义住进了上海八仙桥永川医院。他利用广泛的人脉关系，秘密联络国民党上层民主人士发展民革组织，成立了民革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工会），王葆真任主任委员兼管南京民革组织工作，委员有吴荣、许卜五、梁佐华、任廉儒、李国珍、林漆非、刘云昭等16人。其中，梁佐华、任廉儒是中共地下党员，参加民革工作。临工会下设秘书、组织、宣传、联络等工作组，梁佐华、许卜五负责组织工作。另设民革南京分会，孟士衡任主任委员，胡勤业任副主任委员，其他负责同志还有夏琫瑛、刘海亭、马广运、吴士文、肖俭魁等人。孟士衡经常到上海联系工作，接受王葆真的领导。

临工会成立后，积极开展社会联系、组织发展、搜集情报、对外宣传等工作，其中，以策反起义工作为重点。他们研究分析了国民党军队驻军上海的情况，很快发展了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副司令、原西北军将领刘昌义加入民革。11月初，王葆真秘密会见刘昌义。他侃侃而谈，把民革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以及共产党对国民党官员区别对待，立功者受奖的政策都一一讲给刘昌义听，并晓以利害关系，希望刘昌义能认清形势，为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王葆真说：“我们这样做，是符合中山先生的联共主张的，也是同志们革命的出路。有李济深主席和民革的领导，共产党一定相信我们。”刘昌义深受鼓舞，坚定了起义的决心，表示愿为解放事业效犬马之劳。此后，王葆真又两次秘密约见刘昌义，明确要刘昌义“相机起义，迎接解放”。

策动京沪暴动，“毁件保人”遭逮捕

为配合解放军的渡江作战，1949年初，上海、南京地下民革组织在王葆真领导下，拟定了“控制南京明故宫飞机场，防止国民党重要人物逃跑；切断交通线，占领车站码头，策动驻南京的国民党军警起义；扣留国民党在南京的军政要员，移送人民解放军；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协助成立人民解放委员会，维持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协助中共地下组织，筹组南京人民政府；接应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的六项计划，计划在宁沪地区发动一场武装起义。王葆真对此欢欣鼓舞，兴奋地说：“枕戈待旦，准备起义！”

2月22日中午，王葆真在寓所召开常委会。5位常委中，王葆真、许卜五、林涤非、梁佐华4人已经等了1个小时，吴荣却迟迟未到。他们凭借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预感到情况不对，紧急疏散。王葆真将一个枕头交给梁佐华，郑重地说：“内有重要文件，生死与之。”梁佐华回到家中打开一看，里面是沪宁民革组织情况和正在联系起义人员名单，郭汝瑰、刘昌义、张轸3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名字均在其中。梁佐华当即将文件销毁，到苏州、无锡一带暂避，随后赶赴香港向民革中央汇报情况。

王葆真离开寓所后，原本可以撤离上海，按照原计划从武汉转赴豫南张轸部策动起义，但是他却没有走。他还有重要的事要办——有关国民党最高层军事情况的绝密文件。这些文件，是郭汝瑰冒着生命危险得到的。郭汝瑰通过直接联系人任廉儒、梁佐华，把文件交给王葆真。把文件转交中国共产党时，王葆真亲口说道：“郭汝瑰把生命都交出来了，我这副老骨头不要了，也要保证郭的安全。”在危难之际，王葆真记挂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文件一旦落入敌人手里，郭汝瑰必遭杀身之祸！

2月24日，王葆真和许卜五来到存放秘密文件的民革成员徐锡驹家，将文件销毁，并给任廉儒打电话，王葆真坚定地说：“情况急，你交给我的那包东西已烧了。请放心，在任何情况下都请放心。”实际上，这是王葆真在向党保证，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背叛。也正是在王葆真和民革成员的全力保护下，刘昌义、郭汝瑰、张轸等人才没有暴露，并在日后成功起义。就在王葆真处理完文件不久，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军警就闯入徐家，将3人逮捕，押送至淞沪警备司令部。

身陷囹圄，视死如归

京沪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经报刊报道揭露后在社会上造成了强烈的影响。2月底，上海民营报纸《铁报》冲破了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率先刊发出一条爆炸性消息：民革京沪暴动失败！当天报馆就遭到特务冲砸。次日《申报》、南京《建设日报》又将这篇新闻全文转载。这则报道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一时间，朝野震惊，舆论哗然。

原来，在此之前，南京地下民革组织的秘密联络点暴露，在孟士衡到沪向王葆真汇报工作时，特务跟踪他到上海，在宁沪两地警特联合行动下，宁沪两地的20多名民革主要成员被逮捕。在上海与王葆真一起被捕的还有孟士衡、许卜五、吴荣、张克强、许志远、王履和、万行浩、林涤非及樊崧甫、沈士荣等人。在南京被捕的有刘海亭、夏琫瑛、马广运、吴士文、肖俭魁、马骏铭、王鼎臣、周臣千等人。

王葆真先被关押在威海卫路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一大队牢房。国民党特务为了得到口供和信息，采取各种卑劣手段，威胁利诱、拷打逼问，无所不用其极。王葆真已经70岁高龄，身体本就虚弱，两次刑讯晕了过去，醒来后仍然斩钉截铁地说：“关于军事问题，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与别人无关。”

国民党特务见硬的不行，就想骗供。3月3日下午，一个特务伪装成李宗仁代总统的代表，来探监慰问。他对王葆真说：“我姓杨，天津人，从前在延安抗日大学读过书，目前在法院做法官。这次是李代总统派我来的。国共两党正在和谈，政府准备释放一批政治犯，请你开列与中共有关系的人员名单，以便一一释放。”王葆真识破了这是敌人的阴谋诡计，只说：“我信仰三民主义，追随孙中山先生多年。我虽与共产党是朋友，但现在没有什么往来。现在民革组织仅有六七个人，均已被捕到此。我是负责人，具体情况只我一人清楚。”特务纠缠了3个多小时，什么信息也没有得到，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

第二天，特务换上穷凶极恶的嘴脸，对王葆真又骂又打，还冲他咆哮：“你的罪，枪毙都有余。”王葆真痛斥道：“你们把国事弄得这么糟，哪一件是三民主义，对得起孙中山先生吗？”在刑讯逼供中，王葆真的头部、腰部、腿部多处被打伤，无法行动，他依旧坚持绝食抗议，特务对他无可奈何，就把他转移到提篮桥监狱警察医院五楼房间，隔离关押。

其实，王葆真早已做好为革命牺牲的思想准备，为保护其他被捕同志，在入狱之初，他就悄悄嘱咐吴荣等人：“关于军事策反工作，一概推在我身上，你们都说不知道，我也说你们不知道。因为我是一定要死的，欲避免是不可能的。”他还勉励大家：“为人民求解放，我们应先受苦难，为主义要革命，我们应先付代价。”他以自己坚贞不屈的实际行动，实践和证明了自己的诺言与品格。

▲王葆真因发动京沪暴动被捕的报道。

狱中，王葆真回顾自己的一生，感慨万千，赋诗138首，“在沪入狱，观察敌特，必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乃留诗几篇，说明我们革命的意义，便好与世长别。”这些诗作，真实而真挚地展现了他在狱中的所思所想，虽然他早已抱定必死的决心，但对祖国的未来、革命的前途，却充满信心。

他在《入狱》中写道：“烈士多殉名，贪夫多殉利。名利两都忘，人生重信义。信义亦空华，安命在真理。吾心得所安，浩然歌正气。”在《决死》一诗中，有“临难毋苟免，舍生贵取义。人坚信仰心,闻道夕可死。”的名句。王葆真常以文天祥的《正气歌》自励，他在《失败》中写道：“正气歌留文信国，霸才囚羁管夷吾。死生荣辱浑无事，立地参天大丈夫。”他在狱中三月余，受尽折磨，非但没有颓丧，反而在诗中咏道：“此间可乐不思蜀，中共党歌唱入云。尽管明朝砍头去，谈笑歌唱意欣欣。”

5月9日，南京民革分会主委孟士衡、成员吴士文、肖俭魁被判死刑，英勇就义。王葆真“闻有同志死，气结不能食”，写下了《闻同志牺牲不食》一诗。王葆真也在同一天被判处死刑，但因各方力量的大力营救、保护，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缓予执行。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分别致电南京政府提出抗议，“在和谈期间，逮捕民主人士，应即予释放”。李济深亲笔写信给李宗仁的秘书黄启汉，请其转告李宗仁，要求恢复王葆真的自由。南京一些国民党元老本着良知也为王葆真求情，“姑念”王是孙中山时的辛亥老人“免其一死”。王葆真的女儿王振琳上书李宗仁，要求代父入狱，这封信在《大公报》刊出后，获得各界人士的深切同情。与此同时，时任淞沪警备副司令的刘昌义也在暗中保护、营救王葆真。由于各方的努力，王葆真虽未获释，但也未遭杀害。

5月下旬，人民解放军进军上海，铁窗内的老人听到炮声隆隆，兴奋不已，在《入狱三月有感》中写道：“黑狱光阴三月更，十年心力付牺牲。识时英俊惊驱散，开国耆贤失会盟。燕塞风云空怅望，吴都王气已飘零。蹉跎一误成千古，只恨临行死未成。老躯生死竟由人，狱里堪悲节序新。梅落榴开空想象，雷鸣炮震实惊心。漫嗟花木更春夏，却喜江山换主宾。倘见自由都解放，狂欢海上共人民。”

5月27日，上海解放。王葆真在解放军代表和民革负责人朱蕴山及家人的迎接下出狱，因病体不支，住进了医院。在住院期间上海各界代表和亲友纷纷来访，王葆真感慨地说：“我这条老命是九死一生，没有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到来，我早就命归西天了……今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同心协力来完成伟大的革命事业。”

6月中旬，李济深、周恩来先后电邀王葆真到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会。

敢于直言相谏，投身新中国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葆真先后担任政务院法律委员会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委等职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发展民革组织，作出了贡献。

▲1956年春，王葆真与李济深等同志视察农村水利建设。

河北省历来是受洪水灾害较严重的省份之一，每到雨季，堤坝溃决、洪水横流、良田被毁，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王葆真自青少年时期就关心水利工作，对农田水利建设造诣颇深。1917年10月，应天津《益世报》约请发表《治水一夕谈》一文。1945年冬，在重庆时撰写了《华北水利计划概略》，阐述他对华北治理水患的见解。1953年12月，撰写《开凿沟池消灭水灾意见书》。

王葆真希望多为国家和人民做实事、做好事，他认为，“吾辈负有重任，诤友之责不可辞”。他敢于直言相谏，提出批评意见，绝不当“好好先生”，不愿“白吃闲饭不劳动”。1956年河北省遭大水灾，王葆真感到十分痛心。他对当时的河北省政协驻会副主席赵辉楼说：“我得为河北省的水利建设做点事。”为了了解造成水灾的原因，他不顾年事已高，长途跋涉，亲自深入到海河水系的一些县区，进行实地勘察和调研。又夜以继日地撰写了长达两万余字的治水方案——《沟池制》，送交河北省领导和有关部门参考。

他还在1957年3月17日的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建设改进河北水利计划，保证省、快、好、多地消灭水灾”的发言，分析了河北水患的原因，提出了治理河北水患和改进河北省水利计划的具体意见，并分析了修建小型水库和池塘的好处。他诚恳地讲：“根据客观事实，结合群众经验，掌握自然法则，精打细算、因地制宜，一定能多、快、好、省地战胜几千年来未能战胜的洪涝灾害；保证农业增产，富裕人民生活，保证完成第二个国民经济计划所给予河北人民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王葆真在西城区松鹤胡同居住，1958年摄于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