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祖康（1900-1995），字静侯，上海松江人，1951年加入民革。1949年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等职。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委员，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第七、八届名誉副主席；民革上海市委会第三至七届主委。第一至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一名党外人士两度出任上海副市长，这样的政治安排非常少见。有意思的是，上海解放前，他还担任过国民党政府时期的末任上海市市长——任期7天的代理市长！正是在这短短的7天，上海迎来解放，他做了大量工作，推动政权和平交接，上海市政设施基本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拥有如此传奇经历的人，叫赵祖康。

公路泰斗，致力工程为民服务

除了“赵市长”，赵祖康还有个更加响亮的称呼：公路泰斗。“詹天佑铁路，茅以升桥梁，赵祖康公路。”这句话充分彰显了赵祖康在交通界的重要地位。研究中国交通史的人都公认赵祖康在中国公路事业中作出的奠基性贡献，甚至将他视为近现代中国公路第一人。

赵祖康1900年出生于上海市郊松江县，自幼就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他聪明好学，成绩出众。赵祖康的学生时代，中国正处于大动荡时期。这一时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人生道路。特别是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让赵祖康萌发了求真理、爱国家的进步思想。除了学习文化知识，他阅读了大量宣传革命思想的书籍和文章，把读书和爱国救民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手书“勤于读书，爱国爱民”八个大字，压在书桌上用以自勉。中学时期的赵祖康喜爱文学，受孙中山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他果断弃文学工，把目光聚焦到当时上海声名卓著的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

1918年夏，赵祖康如愿以偿考入南洋公学土木工程系。在这里读书时，中国内忧外患频仍，进步知识分子为救国进行着不懈努力，赵祖康也积极投身爱国洪流。他积极参加学生会工作，创办校内进步刊物，领导学生开展爱国宣传，成为学生会的活跃人物。 

赵祖康有一位同乡、同窗挚友侯绍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江苏的领导。受侯绍裘影响，赵祖康更加关心政治、追求进步，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了解，亦生景仰之情。几十年后，赵祖康回忆往事，依然满怀深情地说：“侯绍裘是我的学友，也是我的良师，是第一个用社会主义思想和实际行动对我进行启迪的人。”

大学毕业后，赵祖康举家到上海，一开始在上海苏生洋行当制图员。但是从事中国公路建设事业、“致力工程，为民服务”才是赵祖康的奋斗目标。1923年起，赵祖康先后赴青岛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工务部门、交通部韶赣国道工程局工作，后又辗转至江西、广东、广西等地，为中国公路事业奔忙。1929年春，经交通大学凌鸿勋教授帮助和推荐，赵祖康到南京国民党政府交通部任职。

1930年，赵祖康等10人被国民党政府铁道部选派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临行前，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向每人赠送一份礼物——孙中山著作《三民主义》和《实业计划》，并以孙中山的实业救国主张鼓励他们刻苦学习，学成归来为国效力。1931年夏，婉谢了许多继续深造和谋取高就的机会，赵祖康毅然回国，以期实现筑路救国的抱负。一开始，赵祖康在铁道部工务处从事与所学专业一致的公路建设工作。1932年5月，国民党政府为加快发展经济设立全国经济建设委员会，赵祖康进入该委公路处工作，从此与中国的公路建设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调入公路处后，他立即参加领导修建江南地区公路的工作。赵祖康经常深入工地，了解工程进度，现场解决困难和技术问题，短短几年就修建了苏、浙、皖、南京和上海三省两市六条联络公路。而后他的工作机构几经改变，职位也由股长、副处长、处长，一直升至副总局长，但始终耿耿于公路事业。当时的中国，公路事业极其落后：各省各自为政，互不联系；工程技术缺乏标准；经费无固定来源；管理缺少规章制度；汽车无统一牌照……赵祖康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他先后制定了全国公路技术和概算统一标准，创立了省市间互通汽车制度，建立了全国公路监理体制，还两次代表中国出席国际道路会议。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公路开始大发展，到1936年，全国公路增至10万公里，初步形成了全国互通的联络公路网。这其中赵祖康功不可没。1938年1月，国民党政府把公路处划归交通部，成立公路总管理处，赵祖康被任命为处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建设公路的任务更加重要、更加紧迫，成为关系民族存亡的大事。赵祖康把年幼的孩子交给妻子抚养，全力以赴投身工作。这一时期，“三西”公路（系指西兰公路：陕西省西安至甘肃兰州；西汉公路：西安至汉中；乐西公路：四川乐山至甘肃西昌）相继完工通车，举世闻名的滇缅公路在赵祖康的主持带领下也比原计划提前两个月打通。这些道路都是当时国家从战略角度出发规划与修筑的公路，均集中于西北、西南地区。这些地区山势险峻，地形复杂，贫瘠落后，百姓穷苦，再加上当时行政管理混乱、人事关系复杂，修筑过程困难重重。但赵祖康并未退缩。他和一批具有爱国热情和远大抱负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带领十多万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民工，顶寒暑、冒风雨，日日夜夜奋战在崇山峻岭之间，与天斗、与地斗。特别是在修筑乐西公路时，赵祖康因日夜操劳，身心疲惫，积劳成疾，病倒卧床，吐血不止。但他无怨无悔，在病中写下了“久愿风尘殉祖国，宁甘药饵送余生”的诗句，表达他以身许国的壮志。

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至1945年日本投降，大量的人员、物资由大后方经赵祖康主持修建的这些公路运送至抗战一线，为整个民族抵御外侮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特别是1942年滇缅战役爆发后，西南交通线断绝，西北运输线成为我国陆路通往国外的唯一通道。“开边须筑路，救国仗书生。”这是赵祖康写下的诗句，表达了自己愿以“工程救国”报效国家的心愿。1946年，赵祖康因领导修建滇缅公路等抗战工程被美国总统杜鲁门授予“独立自由勋章”。

几十年后，赵祖康的儿子赵国通说：“父亲留学美国，但受儒家忠国爱家思想影响很深，中国历史上有儒臣、儒将、儒商，我的姐姐赵国明认为，父亲可称为儒工！”

内心彷徨，党的召唤指引新出路

1945年抗战胜利后，赵祖康被任命为上海市工务局局长。当时的上海被侵华日军摧残得满目疮痍，伤痕累累。赵祖康坚持“致力工程，为民服务”的宗旨，收拾旧山河，重建上海。为此，赵祖康主持制定了《上海市都市计划》。这是一个酝酿已久、庞大且历时甚长的计划，为上海未来发展描绘了一幅宏伟的蓝图。赵祖康广纳群贤，组织国内外著名专家完成了《大上海区域计划总图草案》（三稿）和《上海市土地使用及干路系统计划总图草案》。与此同时，他还与茅以升、赵曾钰等社会各界为开发浦东规划越江隧道、跨江大桥及开闭桥建设的战略构想绘制了三个方案。然而，就在他准备大展身手之时，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根本无暇顾及经济的发展，更不要说城市建设。赵祖康只能千方百计领导上海市政工人进行有限的公路和市政设施建设，宏图难以施展。

▲赵祖康和王月英同志（化名李敏）晚年的合影。

1949年初，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中国革命的胜利曙光隐约可见，上海人心浮动。这时，赵祖康的心里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对青年时代就十分景仰的中国共产党历经磨难，即将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而欢欣鼓舞；但另一方面，顾虑和恐惧也不时袭扰着他的思绪。他自信自己一心以“筑路救国”立身，把生命贡献给了中国公路事业，但毕竟算得上国民党政府的一名高级行政官员。是去还是留？他的心里甚是苦闷彷徨：“新中国成立前三四年的上海宦途生涯，逐渐使我擦亮了眼睛，深感国民党的命运已如日薄西山，危在旦夕了。我的出路又何在呢？是跟着蒋介石去台湾吗？这是死路，当然不愿再跟了。去香港或南洋吗？没有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怎样工作与生活？留下吧，去教书还是搞工程呢？总之，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但是，由于多年来的阅历，认识到蒋政权的腐朽没落，所以，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无论如何不再做‘蒋家王朝’的官。由此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无论去留何处，我今后还应以搞我的本行为事业。至于到哪里去搞，主要是想在上海，但也没有把握。”

这时发生了两件事，让他心里的苦闷得到了化解。

1949年初，赵祖康的同事、副局长王绳善偷偷告诉他，曾听到陕北解放区广播电台指名欢迎赵祖康等三位重要人士留沪迎接解放，共建新上海，为新中国服务。赵祖康听了异常兴奋和激动，感到有了可靠的光明前景。

另一件事是，就在那时，中国共产党向他伸出了关怀之手。通过好友钱春江女儿钱挹珊和女婿曹石俊介绍，1949年2月4日，在复兴中路绿村钱家，赵祖康与中共地下党名为李敏的女士（李敏为化名，新中国成立后得知其真名为王月英）见面，进行了一次亲切而又严肃的谈话。之后，这位年轻的隐蔽战线的共产党人“李小姐”经常与赵祖康联系，赵祖康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密切的联系与合作。多年后，在讲述这段经历时，赵祖康说：“这就是党同我第一次的直接接触。党伸出了温暖的手在拉我了，我永远也忘不了这次会见——1949年2月4日，在我生命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日子！”

赵祖康与“李小姐”的联系多通过曹、钱间接联系，伪装成世交间的家庭交往。“李小姐”送他两本毛泽东的书《论联合政府》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赵祖康读得津津有味，进一步认识到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必将灭亡，只有向共产党和人民靠拢，才有自己光明的前途。有了党的呼唤与指引，赵祖康心中久久萦绕的去向问题迎刃而解了。

“李小姐”每次都会带来许多令人振奋的好消息，自然也会提出一些新的工作要求，赵祖康利用自身工作之便都设法去完成，为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2月间，设法获取上海市郊大桥地址图，帮助复绘汤恩伯军队在郊区所筑的碉堡位置图；5月，通过个人关系获取浙赣铁路方面的资料；对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市郊构建的钢筋混凝土碉堡，以种种借口设置障碍，拖延工期；多次反映国民党及市政府的动态情况，并多次在市政会议上为市政员工的生活待遇、为群众的人身安全等呼吁呐喊。

1949年3月，赵祖康还参加到上海工程界代表赴南京请愿活动中。面对硝烟战争，一批爱国忧民的科学技术专家，通过中国工程师学会和中国技术协会，发起了一场影响广泛的上书请愿活动，呼吁国共双方在“内战时期”对工矿企业和交通公用设施尽力保护。赵祖康与侯德榜、茅以升、恽震、顾毓瑔五人共同商议起草了一份致国民党政府代理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何应钦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请愿信，这封公开信看起来是向国共两党提出的，实际上得到了中共地下党的首肯和支持。据《赵祖康日记》记载，起草和送交公开信前后，他都专门拜访了与他有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员曹石俊同志，汇报有关情况。

在南京，赵祖康等人先后见了李宗仁、何应钦，要求他们切实履行保护城市建筑和生产建设设施的责任。为了尽可能达到预期目标，五位科学家不辞辛劳，在南京城四处奔走，拜访各路政要、社会贤达，希望共同努力，为减少真正的破坏而出力。在回上海之前，他们对原定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又修改一番，措辞尊重而婉转，委托和谈代表邵力子先生进行转交，表明了他们对共产党的信任和期望。

▲1949年3月，赵祖康（左二）、茅以升、侯德榜、恽震等赴南京向李宗仁递请愿书时留影。

根据党组织的要求，赵祖康与上海工程技术界方面，特别是老一辈的茅以升、中国技术协会负责人宋名适、闵淑芬等保持着联系，做了一些工作，说服一批工程技术人员留下来共同建设新中国。通过他们，赵祖康还草拟了一份《接收上海市公用事业计划大要》，并将获取的上海科技界情况的资料、上海市电力公司重要技术人员名单等交给了党组织。

此时的赵祖康已然是一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党外朋友了。

代理市长，和平交接上海政权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南京随即解放。上海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惶惶不可终日。5月21日，人民解放军开始向上海外围进攻。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是中共中央认定的国民党战犯之一，见势匆忙辞职逃离，原市府秘书长陈良改任市长，市属各局的局长也大多辞职离开。上海物价飞涨，民众生活陷于水深火热，城市一片混乱。

5月24日凌晨1时半，忙碌了一整天的赵祖康，刚上床休息不久，便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他赶紧拿起听筒，听见市政府社会局局长陈保泰紧张而短促的话语：“赵局长，陈市长（指陈良市长）请你立即去市政府，有要事相商。”到了陈良家，陈良照例谈了一些对局势的看法，然后说明，他们已经准备撤到台湾去，委托赵祖康担任代理市长。陈良列举了三点理由：“第一，你在市政府担任局长时间最长、资格最老，出任此职，容易被大家接受；第二，你的操守都属于‘标准官员’，得到市民的信任；第三，你是技术人员，无政治派系，对方不会为难你。”陈良还给赵祖康看了何应钦在4月间给他写的一封信。信中讲道，国民党在撤离南京时“秩序甚乱，市民遭受极大的损失，国际视听太坏”。最后陈良说：“当前时局紧张，希望你能够在我离开上海后担任‘代理市长’，以维持市政局面。”赵祖康万万没有想到会有这种情况，推托说自己长期做技术工作，无力担当主政责任。但随后想到，与他有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员“李小姐”曾多次对他说，一旦形势紧急，如有机会，可设法把市政府机关接过来，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于是，赵祖康接受了代理市长的任命。

明明下定决心不当“官”，偏偏又“升官”，人生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但这样的情况与中国共产党的召唤与指引分不开，似乎又是人生的必然。

受命后，赵祖康立即想到要控制住上海市警察局，以维持社会治安，也避免直面冲突、便于解放军进入上海。于是在24日下午3时，他安排了早已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陆大公负责警察局工作，并委派陆大公为代理局长。接着，他又着手解决上海警备部队的问题，于下午6时前往位于苏州河的淞沪警备司令部，要求他们在将来撤退时，不要与人民解放军发生大的冲突，要顾及上海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并使警备司令接受了这一要求。离开苏州河后，他又拜访了颜惠庆、张元济等知名人士，争取他们的支持。

晚上9点，人民解放军已向上海市区发动总攻。赵祖康通过办公室电话指示已经被占领的区警察分局，务必维持好秩序和治安，避免与解放军发生冲突。当解放军到达八仙桥地区时，赵祖康再次嘱咐陆大公务必保护好市府大厦，并立即在市府大厦和警察局升起白旗，以示投诚。陆大公答允照办。5月24日，是赵祖康一生中最紧张、最繁忙的一天。这一天24小时，他没有合过眼，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只是恪守职责，与各方联系，千方百计稳定上海的局势，尽量减轻国民党军队的抵抗，减少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到5月25日清晨，上海苏州河南岸地区已经解放。由于维护得当，社会秩序没有出现大的混乱，市民人心安定，电力、自来水等供应如常，电车、公共汽车、黄浦江上的船舶很快恢复通行。赵祖康说，这样的情景，比原来料想的要好。

▲赵祖康（前中）与武和轩（右一）、刘昌义（左一）、陆大公（后立者）亲切交谈。

5月25日清晨，赵祖康到达市府大厦，嘱咐留守的各局处工作人员在原岗位继续工作，然后开始办理向共产党移交政权事宜。为了保存工务局、财政局等部门档案，赵祖康拒绝执行国民党规定的自行销毁档案的“应变”要求，也不允许各部门擅自移交处理，而是将所有档案收回封存，确保档案和财产的完整和安全，便于移交时完整而系统。在与中共代表取得联系后，赵祖康与中共代表商定了接收机关人员、维持治安、保存资料档案、恢复工商业等八项原则事宜，并与解放军联系，得到批准，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其中大多数是学生。

5月26日上午，赵祖康召开市府各局负责人会议，将八项原则事宜传达给他们，并就移交事宜进行讨论。会议最后作出决议：在军管会接收人员来接洽时，应对他们说明关于旧市府和所属各局的情况；办理移交时，必须由各局、处从上而下，整体移交。5月26日下午，赵祖康参与协助沟通，劝说苏州河北岸还负隅顽抗的国民党驻军残部停战缴械。赵祖康与解放军及国民党驻军反复沟通后，这些国民党驻军举起了白旗，解放军则对他们的去留做出了安排，并同意这些驻军提出的尊重“军人人格”的要求，称他们的行为是缴械而非投降。就这样，苏州河北岸以和平的方式解放了。

5月27日早晨，中国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苏州河北岸，上海全部解放。新上海诞生了！人民群众欢欣鼓舞，赵祖康感到心情无比舒畅。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派总务处处长熊中节带来通知，说28日将过来接管，让赵祖康做好准备。赵祖康随即通知市府各局准备移交，遵照通知要求，不准有任何破坏。

5月28日，上海政权交接仪式在市府大厦举行。赵祖康在门口怀着喜悦而又紧张的心情迎接司令员兼市长陈毅与曾山、韦悫、潘汉年等人的到来。陈毅微笑着与赵祖康握手，谦和地招呼他在办公室坐下来。“赵先生，那个陈大庆、陈良是怎么跑走的？”陈毅一句拉家常式的话语，揭开了新旧政权交接的序幕。看到陈毅市长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态度，赵祖康如实汇报，紧张心情立刻消除。陈毅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赵祖康先生率领旧市政府人员悬挂白旗，……保存了文书档案，这种行动深堪嘉许。希望今后努力配合做好市政府的接管工作。”

接着，市府全体职工，包括勤杂工警二三百人集中到小礼堂，参加欢迎会。陈毅在会上讲话。他对赵祖康等人没有去台湾表示欢迎，批评蒋介石背叛革命，搞得民不聊生。讲到此，陈毅指着墙上的孙中山像说：“怎么对得起他！”讲话最后，陈毅说：“上海解放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几十年来，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上海，现在已成为人民的城市，望大家各安职守，努力学习，要相信我们的党是不会埋没人才的。”现场与会人员深深地感动了，报以热烈的掌声。据公开资料显示，军管会共接收了1397个旧上海市政府下属的各个机构及国民党在沪其他机构，共接收旧政府官员及普通职员、技术人员122316人，另外还有12万余名工人。由于赵祖康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军心”，被接管的上海市财政局所有机构、所有物资无一损失，全体职员中，只有两名官员离开上海前往台湾，其余都留下来成为新政府的员工；上海市工务局的主要官员都没有选择离开上海，众多技术力量得到了保留。

会后，陈毅又特地把赵祖康留下来谈心，鼓励他能够利用自己的专长继续为人民服务。赵祖康表示想去大学教书。陈毅诚恳地说：“赵先生，不要有其他想法，你留下来很好，国家需要人才，你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为上海的市政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陈毅还特别强调：“赵先生，我们是一定能够很好合作的。”几十年后，赵祖康先后担任了上海市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逢人都会提起陈毅的这句话。他说，陈毅的话出乎至诚，感人肺腑，令他永生难忘。这句话在他的一生中许多重要时刻都起过作用，帮助他作出了选择。历史证明，这样的选择对了。

5月30日，赵祖康交出了当时上海市旧政府的大印和市长小方印，这意味着国民党旧政府完成了向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府的转变，同时自己的代理市长一职也宣告结束。很多人至今都感慨，这是一个很有历史价值、很有历史意义的象征举动，正是有了这样的权力和平交接，上海避免了战争的破坏，无论城市建筑、生产设施还是档案资料、人民生命财产基本都得到了保全，完整地交到人民手里，可谓功莫大焉！赵祖康在其中的贡献值得后人肯定。

在陈毅的再三劝慰下，赵祖康担任了新生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务局局长，走上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人民服务的新道路。关于市工务局领导班子组建工作，陈毅市长充分尊重赵祖康的意见，委派了一名中共党员副局长作副手，并再三叮嘱其要做好助手。这些使他们的合作始终非常愉快。

重获新生，投身上海建设圆夙愿

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温暖，陈毅市长的通情达理、宽仁大度，令赵祖康感动万分。陈毅多次对赵祖康委以重任，教导他团结好上海科技界人士，并鼓励他赴京参加全国科技大会筹备会。从京返沪后，陈毅又带领赵祖康视察浦东海塘，参加抢修工程。10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隆重的升旗典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赵祖康怀着兴奋的心情参加了活动。他深深感受到，从旧社会过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获得了新生。能够与共产党合作，是他的幸运，也是上海人民的幸运。他把自己的心完全交给了共产党，把个人的事业和新上海的恢复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

▲1949年7月，陈毅（右二）率赵祖康（右三）赴上海浦东高桥视察海塘修浚合龙工程。

1950年2月6日，逃亡台湾的国民党以舟山为基地，派出战机对上海进行大规模轰炸。为紧急抢修机场道路，让人民空军飞上蓝天，陈毅市长带领赵祖康等工程人员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赶往江湾机场视察。陈毅在战斗第一线指挥制订保卫上海的计划。赵祖康按照指示，精心组织工务人员全力抢修。赵祖康曾向自己的家人讲述当时弹片横飞的惊险场面，对陈毅为人民事业不顾个人安危的大无畏精神深表敬佩。他折服于共产党人对人民事业的赤胆忠心，情不自禁地说：“唉，共产党就是不一样！”

新生的人民政府百废待兴，工务局涉及的工作范围相当宽，加之国际社会对新生的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政府财政有限，少花钱多办事的工作任务很是繁重。但赵祖康毫无怯色，对崭新的工作环境非常满意，感觉能够如鱼得水施展所长。他以克己奉公、任劳任怨的一贯作风，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同甘共苦，战胜一个又一个的困难，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

1949年12月，陈毅在上海市一届二次人民代表会议上，就上海的市政建设提出为劳动人民首先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方针。据此，上海市政府决定首先对沪东和沪西两个劳动人民聚居地的危棚陋屋进行改造，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条件。一次，赵祖康到沪西地区药水弄考察民情，劳动人民恶劣的生活环境对他触动极大，他心生愧疚。这一改造工程后来赵祖康亲自过问多次，不久，那里的老百姓率先住进了窗明几净、设备完善的新居，药水弄改造也成为上海解放初期城市建设的一个缩影。

肇家浜地区的改造，则是当时赵祖康参与上海市政民生工程成功实施的又一个典型。肇家浜地区原是旧上海最大的水上棚户区，新中国成立前长期积聚着一批批从外地到上海逃难谋生的贫苦人民，是当时上海的“龙须沟”。1954年，上海市政府拨出750万元，在肇家浜填浜筑路，建造新房。赵祖康认真贯彻执行市政府的改造计划，对肇家浜改造工程进行了比较超前的规划设计，采用先进办法建设道路，用绿化带把两边的车行道加以隔离，使道路中间形成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既美化了环境，又有利于行车安全，还给当地的劳动人民提供了良好的休息娱乐场所。这样的设计今天已司空见惯，但在当时尤为先进，因此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条道路成了上海的样板路。

1953年，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上海的城市建设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上海的公路建设从维持通车向增强通车能力的高质量要求转变，也给赵祖康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新天地。几年时间里，赵祖康领导上海市工务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上海市区、郊县以及与邻近省市的交通状况大大改善，几十年公路建设积累的丰富经验在这些工作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现。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7年8月间，上海共修建公路280公里，这样的成绩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是非常可喜的，也为上海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与中共的成功合作，让赵祖康真切感受到了共产党确实在一心一意为人民谋福利：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前曾提过许多设想，最后都化为泡影；而这些设想，今天可能变成现实。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从此，一个个夜以继日的研究思考，化作一份份切实可行的建议方案，不断出现在市政府的建设规划之中，一个个改变面貌的工程建设项目，在上海的东西南北依次展开实施：昔日的跑马场改建成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高尔夫球场改建成西郊公园，绿荫环绕、整齐划一的工人新村建立起来，令上海人民笑逐颜开的建设画卷相继展开……

城市交通建设，要有规划、有步骤、有超前意识，要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赵祖康利用留学深造时掌握的各国城市规划理论，从上海的长远发展出发，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他搜集资料、组织实施、制定长远发展规划的工作，受到党和政府的肯定与支持。他就上海市政和道路建设提出了大量切实可行的建议，如加强交通命脉南北干道建设，打通中山环路，拓宽天目中路等，都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采纳。他曾主持制定的上海城市发展规划，诸多真知灼见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采纳。

随着一个个项目完成，一件件民生工程实现，赵祖康年轻时立下的“工程救国”的心愿得到实现。他总是心情畅快充满感慨地说：“只有在新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科学技术人员才能真正发挥聪明才智。”

1951年，在陈毅及中共上海市委有关同志的支持下，赵祖康加入民革，随即担任民革上海市分部筹委会委员，工务局的民革组织也在中共的支持下开始建立。1957年1月，赵祖康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直至1967年2月。此后在1979年12月，上海市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赵祖康再次被任命为副市长，直至1983年4月卸任。赵祖康成为唯一一位间隔十余年再次担任副市长的党外人士，前后相加，他当了13年6个月的副市长。

1995年1月19日，赵祖康走完了不寻常的95年人生历程。吊唁大厅里的一副对联——“一生唯淡泊以明志，食草脊梁，白头除国事外，更无得失动喜忧；万事求宁静而致远，尽瘁肝胆，沧桑任变幻多，自有信念衡是非”，便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