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越崎（1893-1995），原名毓麒，浙江绍兴人。1950年加入民革。1949年后，曾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开滦煤矿总管理处副主任、煤炭工业部顾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等职。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委员，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第七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第八届中央名誉主席。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1949年11月4日这天，香港附近的海面，波涛汹涌。一艘客轮鸣着汽笛，离开香港码头，调整了航向，向北方驶去。船驶出港口不久，突然，四艘国民党海军的小军舰径直开了过来，将客轮包围在当中。船长非常紧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好把船慢慢停了下来。客船才停稳，小军舰上的国民党士兵一窝蜂地冲了上来，他们不由分说，进入客舱大肆搜查，一边搜查，一边喊着：“孙越崎在哪里？快出来！”这些士兵上上下下，几乎把客轮翻了个底朝天，但没有找到他们想找的那个孙越崎，只好悻悻地回军舰复命去了。

▲孙越崎抗战期间主持的四川嘉阳煤矿矿区今貌。

其实，他们欲得之而后快的那个孙越崎所乘坐的客轮，也是刚刚驶离香港岛。但为了保险起见，船主没有按照常规走台湾海峡，而是改走台湾外海，避开了国民党的搜查。几天后，孙越崎到达了天津，投入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的怀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孙越崎在穆棱煤矿。

这个孙越崎，到底是什么人，让国民党如此大动干戈呢？

孙越崎，确非等闲之辈，是中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奠基人之一，有“工矿泰斗”“煤、油大王”之称，曾经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资源委员会主任等要职。此刻，他就在刚刚从香港出发北上新中国的另一艘船上。这艘船的船主与孙越崎相识，觉得孙越崎目标太大，按照常规走台湾海峡很不安全，就临时改道绕行台湾外海，使孙越崎躲过了这一劫。

改名铭志，立志报国

孙越琦晚年曾说：“什么是爱国？爱国就是爱这片土地山水，爱这里的草木砖石，爱这里的历史文化，爱这里的百姓生灵，爱这里所有的一切！”

孙越崎生于1893年，原名“毓麒”，这是个当时比较常见的传统名字。当时，中国积弱积贫，饱受列强欺凌，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古国一蹶不振。孙越崎满怀爱国情怀，他20多岁的时候，袁世凯与日本秘密签订了空前卖国的“二十一条”，孙越崎虽然年纪轻轻，但有感于中国屡遭磨难，有亡国之忧，前途崎岖，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发音相近的“越崎”，寓意一定要使国家“越崎岖以达康庄”，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当时，很多仁人志士不忍看到国家战乱不已、民不聊生的惨状，不断探索救国道路，军事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等，各种救国思想争相涌现。孙越崎一边读书，一边不断思考着自己的救国道路，他从北洋大学理科转入北京大学采矿系学习。

1924年初，孙越崎毅然离开内地，奔赴远在东北边陲的中俄官商合办穆棱煤矿公司（在今黑龙江省鸡西市），开始了他的第一个事业——勘探开发煤矿。在他的带领下，地处偏远的穆棱煤矿很快在东北远近闻名，得到中国地质学先驱翁文灏的关注和赞许。

1932年11月，孙越崎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辗转回到祖国。他应翁文灏邀请，参加了在南京刚建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即资源委员会前身），先任矿室主任，后奉派担任该会所属的陕北油矿勘探处处长。在陕北延长，孙越崎克服种种困难，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油矿钻井队，打出了石油，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自己第一次用西方科学技术大规模开采石油，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1934年，因中外合资的河南焦作中福煤矿陷入困境，翁文灏命孙越崎协助整理煤矿，短短一年时间，孙越崎就将中福煤矿扭亏为盈。

全面抗战爆发后，孙越崎力排众议，想方设法将中福煤矿的机器设备全部内迁。在他的领导下，中福煤矿成为我国近代煤矿中迁到后方而没有沦入敌手的唯一一个煤矿。

白手起家，创办玉门油田

▲1939年，孙越崎带领下自行研制的井架顿钻机。

在日寇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国土大片沦丧，沿海各口岸相继陷落，一向依赖“洋油”过日子的国民党政府基本断了油源，很快发生了严重的油荒。为了支撑抗战，解决“油荒”问题，1941年3月16日，甘肃油矿局在重庆正式成立，隶属资源委员会，孙越崎被任命为总经理。他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克服技术落后的困难，仅用两年时间在玉门老君庙建起了我国第一座现代石油城，玉门油田所产的国产汽油大力支援了抗战，基本满足了西北军用交通和重庆工业民用等方面的需要，并且还生产了大量煤油、柴油，为赢得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玉门油矿是在抗战期间，唯一以国人之力建设而成的新型油矿，为我国的石油及石化工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9年9月29日，人民解放军进抵玉门油矿。孙越崎指示油矿抵制国民党破坏，和平办理移交，全矿不仅生产一刻未停，而且还积存了粮食一万余担，金银现金约合30多万银圆。

新中国成立后，玉门油矿得到迅速发展，并且作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基础，一批一批地输送人员和装备，支援其他油矿和炼油厂的建设。诚如诗人所写：“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其中，在20世纪60年代调到大庆油田参加石油会战，以拼死苦干的精神获得了“铁人”美誉、成为时代榜样的王进喜，就是玉门油田培养出来的。

孙越崎曾作《咏杨柳》一诗，反映玉门油田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

关外荒漠接连天，出关人道泪不干。

移沙运土植杨柳，引得春风到油田。

孙越崎也因办矿成绩卓著，被人称为后方的“煤、油大王”。1942年8月，孙越崎赴兰州参加中国工程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年会对孙越崎抗战以来在大后方开发煤炭、石油取得的成绩给予很高评价，特别是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开发建设玉门油矿功绩卓著，因此成为了继创办粤汉铁路的凌鸿勋、发明侯氏制碱法的侯德榜、架起钱塘江大桥的茅以升之后第四位被授予金质奖章的人。此后，只有在我国率先自制柴油机的支秉渊获此金制奖章。

审时度势，筹划起义

抗战胜利后，满怀救国报国梦想的孙越崎以为终于等来了和平建设年代，准备大干一场。他辞去担任的四川4个煤矿和甘肃油矿局总经理职务，以特派员的身份由行政院经济部、战时生产局派往东北，主持接收东北地区的重工业，同时又兼任行政院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为了扶持东北的工矿企业，孙越崎不辞辛劳，奔走于山海关内外，殚精竭虑，周旋京沪、平津之间，全力于国家工矿业的恢复，仅1946年一年间，他先后出入山海关就达9次之多。可是，国民党政府顽固地坚持独裁道路，处心积虑地挑起内战，孙越崎的理想和抱负根本找不到施展的舞台。

1947年7月，孙越崎到华北及东北视察资源委员会所属工矿企业。到东北后，他看到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节节败退，共产党军队士气高昂、深得人心、节节胜利，逐渐认识到：国民党的败亡，共产党的胜利，基本已成定局。国家建设、民族复兴的重任，必将落在共产党的肩上。孙越崎开始认真思考资源委员会和自己到底该如何审时度势，作出正确的抉择。

1948年2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鞍山。在北平的孙越崎从回到北平的鞍钢公司人员口中得知，鞍山解放时，鞍钢公司员工无一人伤亡，公司协理和不少高级技术人员都被留下并受到优待，其他人员愿留者欢迎，愿走的发路条沿途放行。孙越崎大为感动和欣慰，从这件事情上，他了解到了共产党对待资源委员会所属工矿企业工作人员的真实态度和政策。他反复思考，认为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之后，肯定要建设新中国，这离不开工矿企业和技术工人。只有跟共产党走，资源委员会下属的众多工矿企业才能获得新生，广大职工才不会背井离乡、抛妻别子、四处漂泊。他决定顺应民心，站在人民的一边，运用自己的智慧和魄力，将一个庞大的国民党政府工业部级机构和宝贵资产完整地保护下来，使其脱离独裁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在祖国大地充分发挥富强祖国、振兴民族的作用。

孙越崎担任委员长不久，辽沈战役爆发，东北全境即将解放，关内的解放区也日益扩大，国民党统治区一片混乱。1948年10月，国民党政府全国工业总会在南京召开。会议期间，孙越崎事前未与任何人商量，以委员长的身份，召集资源委员会各地的负责人秘密开会，商议把资源委员会留在大陆。会上，孙越崎明确表态：“我终于明白在国民党下面是没有出路的，去年我把东北一些工矿企业的负责人撤到关内是个错误，工程技术人员离开企业还能发挥什么作用？现在共产党胜利在望，我们难道还要继续跟着这个腐败政府一路走下去，跟他们一起毁灭吗？”他在会上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学工程技术的，都是怀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就参加了中国的工业建设。资源委员会现有的工矿企业，是中国仅有的一点儿工业基础，我们有责任把它们保存下来。”他要求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业的全体员工弃暗投明，“坚守岗位、保护财产、迎接解放、办理移交”。孙越崎还让大家回去后向附近资源委员会所属厂矿负责人秘密转告。

这次会议成效显著，会后，分散在全国的资源委员会各厂矿企业和32000余名职员及数十万技术工人，有组织地开展活动，与当地国民党政府、军队百般周旋，最终全部留在原岗位，护厂护矿迎解放，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保存了一批重要的重工业家底和大批物资。如玉门油矿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政府西北长官公署要求中国石油公司甘青分公司（即玉门油矿）经理邹明炸毁油矿。邹明为此专门赴香港请求孙越崎的协助，孙越崎当即联系邵力子等人，请解放军尽快进军玉门，以免油矿受损。邹明回到油矿，积极组织武装护矿，最终玉门油矿在1949年9月25日迎来了解放，我国唯一的石油基地就这样完好地移交到了新中国手中。

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孙越崎敢于当众公开表示对政府的“叛逆”，这不啻是石破天惊之举。只要有一个人出卖他们，后果将不堪设想。当时也确实有一个人当场提出了反对，但也没有去告密揭发。为什么呢？很简单，是因为大家都对国民党的统治深恶痛绝，都认为孙越崎的这个提议是给企业和职工指出了明路，是正确的，是会受到所有职员拥护的。

会后，孙越崎通过资源委员会财务处长季树农，找到了中共地下党潘汉年系统的关系，同中共地下党员季崇威取得联系。这样，在以后指导资源委员会起义的工作中，孙越崎就有了获得中共组织指导和帮助的可靠渠道。

百般拖延，拒不搬迁

1948年12月底，就在孙越崎布置属下坚守岗位之时，蒋介石突然召见他，当面要孙越崎把在南京的资源委员会所属5个厂，即南京电照厂、有线电厂、无线电厂、高压电瓷厂和马鞍山机械厂全部拆迁到台湾去。

孙越崎说：“长江封江，轮船不好雇。”

蒋说：“京沪铁路畅通无阻，你可以把机器由铁路运到上海，再船运台湾。”

孙越崎说：“‘五厂’现在都有困难，拆、运、建都需要很多费用。”

蒋说：“你做个预算来，我交财政部照拨。”并提出“限1月11日迁出南京”。

孙越崎让五位厂长编出一个高达132亿台币的预算，希望蒋介石知难而退。没有想到，钱款很快到账了。孙越崎只好与同事一起冒险拖延。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国共两党开始和谈。借着这个机会，孙越崎马上下达了停迁令，将南京“五厂”集中在下关码头的机器设备搬回。同时，他把留守职工组织起来，成立了“留京员工励进会”，发挥群众的力量，扩大声势。

但是，孙越崎很快又收到蒋介石亲信、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来电，原来是蒋介石一直记挂着这件事，特意让汤恩伯继续催迁。2月，翁文灏应蒋介石的邀请赴奉化溪口，孙越崎托翁文灏向蒋解释一下。哪知，他们一见面，蒋介石不等翁文灏提起，就主动说：“我要孙越崎拆迁南京的五个工厂，他一直没有迁，我看他是受了资源委员会里中共地下党的包围了，糊涂了。这个人对我们很有用，你回去劝劝他，叫他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告诉他不要失去信心。” 孙越崎得知这一情况后，感到问题越来越严重，就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在会上宣读了汤的电报，告诉了大家翁文灏和蒋介石谈话的内容。孙越崎说：“尽量拖延吧……”大家知道这风险极大，“迁厂组长”、电照厂长沈良骅要求分担孙的责任，其他人也支持，孙越崎感动万分，但他表示：“还是我承担。”对此，孙越崎终生感恩。四十年后见到厂长之一的王端镶时，孙越崎激动地和他紧紧拥抱，说：“我们是生死之交！”

孙越崎感到拒绝搬迁的风险和压力不断加大，他请季树农与季崇威联系，请求中共派正式代表见面，以指导今后的行动。

3月，中共代表与季树农见面，指示的大意是：共产党不做强人之难的事，汤恩伯既看重物资，那就能留则留，不能留就让他运走些。人第一，物资第二，保全人是最要紧的。

后来，汤恩伯又来电催，孙越崎借北平和谈的时机，向“代总统”李宗仁求助，说：“现在你正想派和谈代表去北平谈判，我如果从南京拆厂去台湾，不就显得政府没有诚意，对和谈不利吗？”李宗仁权衡之后，答应说：“那就不要拆了。”虽然孙越崎得到了李宗仁的同意，但李宗仁在南京并无嫡系军队，生杀大权仍在汤手中。又经过几次艰险，由于解放军渡江进展迅速，汤恩伯自顾不暇，南京五厂终于完整地留了下来。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五个工厂中有四个成为中国电子工业的基础厂，后来四机部的许多工程师也出自这几个工厂。

集体起义，贡献突出

1949年4月21日，国民党政府公开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国民党政府逃到了广州。一片混乱之中，孙越崎把资源委员会搬到了上海。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港口，资源委员会主管物资进出口的材料供应事务所设在这里。凡是资源委员会直接采购的物资，都由材料供应事务所办理进口和分配事宜，主要进口的有成套设备、五金材料、工具仪表以及美援物资。资源委员会主管出口钨、镁、汞、锡等的金属管理处和台湾十大公司驻上海营运处也在这里，还拥有各类物资的大小仓库70余座，另外在高桥油库存储进口原油10万吨，产自甘肃玉门、新疆独山子的汽油1800万加仑，以及一套炼油厂设备和档案等，还有从台湾调来的大批白糖等紧俏物资。为了便于集中力量保护，孙越崎经过深思熟虑，把资源委员会本部迁到了上海。国民党政府知道上海肯定会被解放，把上海撤运当成最大任务，其中资源委员会及其所掌控的资源是重点之一，汤恩伯等轮番督促，形势一直十分紧张。作为负责人，孙越崎到了上海，可以以自己的身份和阅历，帮助资源委员会各部门继续做好护厂护产工作。

为了不引起蒋介石的怀疑，孙越崎与他的同仁不仅采用拖延战术，而且转守为攻。他们编造了两本清册，一本是《半年来已运台湾物资清册》，另一本是《急待抢运台湾物资清册》，并付文“恳切要求抢运”。他们知道，局面一团混乱，上海至台湾船运十分紧张，蒋介石的亲信们很难再顾及到这些物资了。

孙越崎处理好紧要事务后，按照规定，他作为阁员必须要去广州向行政院报到。临行时，吴兆洪、杨公兆人等一再叮嘱他：“孙先生，解放军进入上海前，你务必不要辞职，我们需要你掩护。”孙越崎答：“一定照办。”孙越崎与上海的同事按照既定计划，分头行动。

4月26日，孙越崎从上海飞到广州，随身携带一张面值为208万美元的资源委员会的支票。按当时1盎司黄金价35美元现价约1300美元折算，相当于现在的7000多万美元。到广州之后，他立即电令还没有解放的中南、西南、西北各地区资源委员会所属厂矿的负责人50余人到广州来领取钱财。孙越崎考虑得十分细致周到：美元是金本位制，世界通用的货币，硬通货，购买力很强。当时国统区经济崩溃，很多资源委员会人员的生活难以为继。在必要之时把美元发给员工作工资，可以有力地支撑局面，稳定人心，避免在和平移交过程中引起波动，发生意外。在广州，孙越崎凭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取得了行政院长何应钦的同意，资源委员会及管理下的大量物资一直留在上海。

5月27日，上海解放。30日，资源委员会将全体员工及大批机器设备、资产移交给军管会。孙越崎虽然机智地完成了掩护任务，但陈诚已经开始怀疑他。孙越崎给李宗仁、何应钦各留下一封辞职信，就飞到了香港。到港后，孙越崎与中共取得了联系，得知周恩来欢迎他随时北上到北京后，非常高兴。陈毅在对人谈及孙越崎时也说：“他是为国家事业而做官的，我们对他甚为谅解，请他即返上海。台湾及广州两地人才，也请他设法召回。”然而，为把资源委员会设在香港的国外贸易事务所所拥有的价值五六百万美元的钨、锑、锡、汞等出口矿产品移交人民，孙越崎没有马上北上，而是在中共香港组织的领导下，策动该所员工组织保护矿产品委员会进行起义。最终，该所员工于1949年11月14日通电全国宣告起义，将巨额资产完整地交到新中国手中，并发电向毛泽东主席致敬，受到了毛主席的复电嘉勉。

▲毛泽东给资源委员会香港起义人员的信。

孙越崎领导的资源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时，中央各部会中唯一有组织有领导地起来护产的部门。在孙越崎的策动和领导下，除原在台湾省接收工矿企业资源委员会人员外，所有留在大陆的员工均选择了投向新中国。作为国民党政府最主要的工矿事业机构，资源委员会垄断了从重工业到轻工业，包括钢铁、煤矿、电力、有色金属矿、机械、电工、石油、化工、水泥、造船、糖业、纸业等行业，121个总公司，近千个生产单位。它还拥有世界产量第一的钨、锑等矿产品专有出口权，享有外汇留成收入，经济实力居各部会之首。在人才方面，资源委员会拥有职员3.2万余人，技术工人六七十万人，职员中60%以上是国内外大学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可以说，资源委员会集中了当时中国轻重工业绝大部分的建设和科研人才。这些人员全部留在大陆参加了革命队伍，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曾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翁文灏、钱昌照二人，后来也由孙越崎等人电请从国外回到北京。

陈毅曾对此作出评价：“‘蒋家王朝’已经垮台，所有伪单位纷纷南迁台湾，伪中央部、会一级中，只有资源委员会所有人员，包括各级负责人，以及在已解放地区所属各厂矿企业员工及设备器材，几乎未走一人，几乎未有一点破坏，实在是伪中央文职机构中的一个全体员工起义的团体！”1992年3月16日，江泽民同志邀请孙越崎到中南海面谈，并共进晚餐。席间，江泽民明确肯定资源委员会人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拒迁台湾、护厂护产、保存大批美援物资的行为，称为国家作出了很大贡献。

孙越崎领导资源委员会顺利向新中国移交的一大批稀缺物资有：16000吨白糖、50000余桶原油、一套炼油厂的大部设备、钨锑锡等矿产品、大量钢材等。同时，他们的主动起义也使旧中国的大部分工矿企业免遭战火涂炭，基本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让新生的共和国不仅有了一定的物资储备，也迅速地运转起工业的车轮。

新中国经济建设

孙越崎到北京后，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随后被任命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兼基建处处长。财经委主任是陈云，计划局局长是宋劭文，副局长是四人，孙晓村、钱昌照、孙越崎三位副局长是党外人士，还从全国各地调入一批原资源委员会高级职员。

1950年3月，孙越崎由邵力子介绍加入民革。

孙越崎在担任计划局副局长时，基本建设是当时工作的重点。虽然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但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我国的一些重点建设项目已经开始设计，为了搞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陈云同志指示下，孙越崎主持制订了《基本建设工作程序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了在基本建设中，进行勘探、设计、施工、验收应遵循的程序，后经中财委批准，于1951年3月以中财委计（建）字第984号文件颁发各大行政区，省、直辖市、自治区。

▲孙越崎中央财经计划局副局长任命书。

陈云同志非常重视这个文件，建议孙越崎大力宣传贯彻，并让他借助《人民日报》这个平台去广为宣传。1951年6月16日，孙越崎起草的《没有工程设计就不可能施工》的社论，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反映了孙越崎当时对基本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建设是我国工业化的具体工程，涉及面广，影响重大，是百年大计，明确提出“施工必先设计”的基本建设原则。这篇社论发表后，中央很多单位纷纷请他去作关于基本建设的报告。事实证明，《基本建设工作程序暂行办法》在三年经济恢复和“一五”期间，对全国的基本建设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

1952年6月，政府机构进行大调整，财经委员会与其他委员会一并被取消，干部要重新分配工作。在填写志愿时，孙越崎写下“愿意到煤矿去做技术工作”。1952年7月，中财委和计划局正式撤销，孙越崎被分配到当时的全国第一大矿——唐山开滦煤矿，担任总管处第三副主任。

1952年12月，孙越崎正式去开滦煤矿上任，在开滦，他不顾自己年过花甲且患糖尿病，经常下矿井指挥生产，从1952年到1959年，共下井100多次，甚至爬过几次竖井，很快熟悉了开滦的井井巷巷。由于他懂技术和生产，提出不少有益建议，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全矿赢得了很高的威望。例如孙越崎十分关心矿工们的身体健康，下决心改变开滦煤矿使用的干式钻机粉尘很大的问题，他组织工程技术人员攻关，大家一起研究、探讨和实验，终于改造出了当时中国绝无仅有的低尘钻机，改进后的钻机产生的粉尘比普通地面上所含的粉尘还低。孙越崎还组织实施以机械代替人力的工程，不仅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并且大大提高了煤炭产量。

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开滦煤矿的领导干部对孙越崎很关心，支持他的工作。周恩来总理到唐山视察时，曾看望过他，后来还安排他回京，陪同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带领的访华代表团由北京前往唐山开滦煤矿参观访问。

孙越崎一向尊重真理，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在开滦煤矿，他因反对开采为防止水、火、瓦斯蔓延而设的保安煤柱与主任发生争执，但建议未被采纳。令人痛心的是，20多年后的1984年6月2日，开滦范各庄矿突发大规模透水，由于没有保安煤柱的阻隔，大水不受阻挡地冲进附近4个矿，造成中国及世界煤矿史罕见的灾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孙越崎已届耄耋高龄，仍壮心不已。他先后率队视察煤矿、就三峡水利工程兴建与否深入调研、提交《煤炭法应当尽快制定出台》提案，等等，继续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发挥热量。

孙越崎还为开展两岸交往，促进和平统一，到处奔走呼吁。1988年和1990年，他两赴香港，通过电话隔海与在台湾的老朋友张群、陈立夫等人共叙友情，互致问候。在香港期间，孙越崎出席复旦大学校友世界联谊会，他在会上呼吁：“海峡两岸的隔离隔阂，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当务之急是要为民族的利益，尽快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越快越好，这是我这个百岁老人最后一次对年轻人要说的……”他多次在北京接待台湾来访的原国民党政要，向他们宣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希望在台湾的旧属，共同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