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克武（1885-1970），字锦帆，四川井研人，1949年加入民革。1949年后，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民革川康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兼召集人。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1949年12月30日，入冬的成都大街小巷到处是一派喜气洋洋的热烈景象，成都各界人民自发地排列在道路两边，欢迎贺龙司令员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到来，欢庆这个西南重镇终于在1949年迎来了期盼已久的解放。在北门外驷马桥，贺龙见到了国民党元老熊克武与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国民党将领和成都各界人士代表。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不久前在彭县宣布起义，熊克武则是在30日当天发表书面声明，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

在孙中山领导下投身革命

熊克武，字锦帆，1885年12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井研县盐井湾。1904年留学日本时，熊克武见到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1906年冬，奉同盟会总部命令返回四川开展武装斗争，在四川各地联络革命党人，设立机关、发展同盟会员、积极组织起义，先后发动泸州起义、成都起义、广安起义、嘉定起义等。

1911年4月27日，熊克武参加了由黄兴领导的广州辛亥“三二九”起义。后来，熊克武在孙中山领导下，率部参加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与蔡锷等人并肩作战，迫使袁世凯取消了帝制。1918年，熊克武就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后兼摄四川军、民两政，成为四川的实际统治者。

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熊克武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广东军政府委任其为建国联军川军总司令。1925年，熊克武被广州国民党政府无端扣押，罢免了职务，解除了兵权，这使他逐步看清了国民党内投机分子的面目。

主张团结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熊克武多处奔走呼吁，要求抗日御侮。但是，蒋介石并没有给他安排实职工作，只是让他挂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国防委员，使他空有一腔热血，难酬报国之志。

1936年，张学良将军在发动西安事变前夕，曾赴上海倾听各方对抗日救国的意见，并亲往熊克武住宅与熊商谈。熊克武道：“日寇气势汹汹，亡国灭族之祸，迫在眉前，稍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应团结起来，共御外侮。”他希望张学良以大局为重，以民族大义为重，停止内战，一致对日。临别时，张学良表示：“锦公之言，乃当铭记于心。”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熊克武写下纪念文字。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熊克武抱病前往太原面见阎锡山，力主团结抗战。当时，冯玉祥正好也在太原，两人相遇，分外高兴，随即他们在行馆推心置腹地作了长谈，回顾了自己军戎生活的坎坷历程，谈到了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两人互相鼓励，表示誓与日军斗争到底。

8月13日，日寇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淞沪抗战爆发了。当时，杨森亲率川军第二十军开赴上海与日寇血战，熊克武、但懋辛等人随即代表旅沪川人前往战火纷飞的第二十军前沿阵地大场、蕴藻浜、陈家行等处劳军，并鼓励杨森要以打内战为耻，抗击日寇为荣。淞沪抗战失利后，熊克武把家属送回四川，自己却只身到南京。当妻子陈静芬劝他一起返川时，他严肃地说：“我是政府的官员，在此国难期间，应与政府共存亡，政府在哪里，我就应该在哪里。”在南京期间，熊克武经常前往川军营地看望官兵，向他们讲述辛亥革命前后四川革命党人在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时英勇斗争的动人故事，激励战士们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奋斗。

上海失守后，国民党政府于11月20日宣布迁都重庆，熊克武随后由汉口抵重庆。1939年，熊克武返回成都，住在北新街64号。蒋介石派宪兵来做门卫，名为保护，实则监护，熊克武一面与朱之洪潜心编撰《四川国民党史》，应对蒋介石，一面与刘文辉、邓锡侯等人加紧联系，暗中抵制蒋的反共反人民政策。他经常以国防委员会上将军事参议员的身份出席最高军事会议，为抗战大业积极谋划、献计献策。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政府为了表彰熊克武在抗战中的功绩，向他颁发了胜利勋章。

积极策动反蒋起义，推动四川和平解放

抗日战争胜利后，熊克武目睹国民党当局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而中国共产党事事处处以民族利益为重，这使他看清了中华民族的光明和希望所在，他积极策动反蒋起义，期盼四川早日解放。

早在1948年初，人民解放军在粉碎了蒋介石对解放区的猖獗进攻、进入反攻阶段后，蒋介石为了把四川牢固控制在自己手里，作为其反共复兴的基地，于3月间下令把他认为靠不住的四川省主席邓锡侯召到南京，宣布撤去邓的省主席职位，另调江西省主席王陵基接替。

邓锡侯返川后即到布后街拜访熊克武，讲述了蒋介石逼其辞职的经过，咨询熊的意见。熊克武对邓说：“蒋介石诡谲阴险、十分狠毒，我早就把他看穿了。”他力劝邓另谋出路，靠拢共产党，做好起义准备。

4月中旬，追随蒋介石的王陵基前来四川走马上任。1949年1月18日，张群接受蒋介石的任命替换朱绍良，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

▲熊克武故居全景。

▲熊克武故居主庭院。

张群是熊克武的老部下，与刘文辉交谊亦较深。张长袖善舞，利用旧日的感情积极拉拢四川地方实力派，亲往成都拜会熊克武，并向王陵基、刘文辉及省参议会中的上层人物征询意见，要求川省各界对安定西南予以充分合作。

张群刚来四川，刘文辉和熊克武便进行商议，打算利用与张的旧关系，结成同盟，共同反对王陵基。因此，当张群拜会熊克武时，熊即告诫张：“你也是四川人，希望你能尊重川人的利益。”张群投桃报李，在就职时提出了“团结、自卫、自保”三项治川原则。

王陵基对此十分不满，曾说：“张群接替了朱绍良，四川的问题就会更多。我对这位‘华阳相国’一向不怎样恭维，加上他一直支持刘文辉，使我对他更不满。”

1949年4月，张群改任西南军政长官后，熊克武和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商量，利用张群与王陵基之间日渐加深的矛盾，借张群这块牌子展开“拥王驱张”运动，扩大张、王二人之间的矛盾，使四川政局动荡不安。这样，即使赶不走王陵基，也可以打击其拥蒋反共的气焰，换取群众同情，削弱蒋的控制，为四川的和平解放铺平道路。他们商定，一致向张群表示拥护他兼任四川省主席。熊克武随即对张群表态说：“岳军（张群字岳军），你出任四川省主席，我愿意给你当委员。”张群见众人拥护，自己也有心取王而代之。这样，张、王二人的矛盾更加尖锐。

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横渡长江，占领南京，正在向西南挺进。当时，蒋介石的策略是绝不退缩，凭险固守四川。而毛泽东的方针是大迂回大包围，通过这种战略席卷大西南，他决定兵分南北两线迂回包围四川，一路即南线由刘伯承挂帅，整个二野由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向西迂回，由湖南入川，进而攻占重庆；另一路即北线由贺龙挂帅，整个一野十八兵团由甘南、陕南出动，经四川绵阳，向西南进军，进而攻占成都。

古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四川在整个西南格局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牵一发而动全身——辛亥革命始于四川的保路运动，之后历经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四川早已是一个“独立王国”，军阀多如牛毛。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金、木、水、火、土五大军阀长期割据一方，连年混战，排外倾向严重；加之蒋介石入川后苦心经营多年，蒋系势力根深蒂固、力量庞大，这使得四川的局势更为复杂。而且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故解放四川的任务极为艰巨。作为争战四川多年的当事人，熊克武深知四川地位的重要、局势的复杂和解放的艰难。但同时，他对四川的解放也深有信心，一方面是因为毛主席、共产党深入人心，国民党大势已去，人心思变，人民解放军能征善战，势如破竹；另一方面，他也暗中佩服毛泽东的知人善任、用兵如神，毛泽东派了刘伯承和贺龙两员身经百战的蜀中大将来收复四川，可谓顺天应人，四川的解放指日可待。因此，熊克武信心满满，时刻关注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程，并积极联络川康地方实力派潘文华、刘文辉、邓锡侯等国民党将领，准备脱离国民党阵营，投入到人民的怀抱，为起义做着充足的准备。

在熊克武等人的努力下，1949年7月1日，经张群批准，“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正式成立，熊克武被推选为主任委员。该委员会以保乡自卫名义，反对王陵基的“戡乱”“扩军”政策；以“人不离枪，枪不离乡”的口号，反对王陵基集中地方武装、替蒋介石充当反共反人民炮灰的行径；提出“自治方案”，以反对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增加人民的负担；提出“军事自卫”方案，以反对蒋介石的“军事戡乱”。总之，熊克武等人以种种理由，向王陵基展开合法斗争，使王陵基不能集中人力、物力，顺利进行“戡乱”。

王陵基把自卫委员会视为眼中钉，大肆咆哮：“自卫委员会侵犯了我省主席的职权，与中央颁布的组织法完全不合，于法无据，我根本不承认。我兼保安司令，有责任维持四川地方秩序。”他还向蒋介石告密说：“自卫委员会态度暧昧，连‘剿匪’‘戡乱’的字眼都没有，与共产党有勾结。”王陵基还串通国民党立、监委员，国大代表曾扩情、徐中齐、冯均琏等百余人，以“民众自卫”与“戡乱国策”相抵触为名，要求国民党政府制止该委员会的活动。

蒋介石命令行政院长阎锡山严令取缔。7月18日，行政院电川省转熊克武，斥责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未经政府批准，即行成立，殊属非是”。8月15日，又电令熊克武将“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改名为“川、康、渝反共保民委员会”，熊克武等人拒不接受。自卫委员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李宗仁、阎锡山相继从广州来到重庆。

张群为了固守，于10月19日邀请熊克武和邓锡侯、王缵绪、刘文辉、向传义来渝商讨川省自卫组织问题，李宗仁亲临会场听取意见。会见时，熊克武等人提出撤换省主席的要求遭到拒绝，坚定了他们“倒拐”的意愿。熊克武协同刘文辉、邓锡侯等人从重庆返回成都后，便加紧准备，迎接解放。

11月2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綦江，与南川人民解放军胜利会师，迅速向重庆挺进。

28日，阎锡山、张群逃至成都。当天下午2时，即在励志社接见熊克武、向传义等人，要他们协助政府共渡危艰。熊克武仅敷衍搪塞地说了几句。张群还通过邓汉群给熊克武做工作，要熊将其家眷先送到台湾。熊克武执意不从，并立即把家属疏散到成都郊区高店子躲藏。

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南重镇重庆。蒋介石于这天由渝飞逃至成都。到成都后，即约见熊克武和刘文辉、邓锡侯、向传义、王陵基等人。蒋在讲话中，竭力掩饰溃败真相，要求“川、康的朋友与胡宗南合作”。并诱迫熊克武等人立即携家属飞往台湾。熊克武在布后街的住宅被特务严密监视，但被熊克武机智地躲开了。

12月10日，蒋介石由成都仓皇飞逃台湾。胡宗南也逃离成都。24日，熊克武从乡间返回成都。为了使成都免遭散兵游勇、袍哥土匪的洗劫，为了迎接解放，熊克武立即联络国民党成都市长冷寅东等人出面组织力量，暂时维持成都市区治安，约集各界成立了四川省会临时治安委员会。25日，由熊克武领衔在成都市内贴出布告，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12月30日，成都解放。在熊克武等人的积极配合下，国民党四川将领纷纷起义或投诚，四川在1949年底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950年1月6日，贺龙司令受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再嘱托和派遣，亲自来到成都布后街2号拜访、看望自己的老长官和老前辈熊克武先生。

努力建设新中国

在四川解放的同时，1949年11月12日至16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熊克武虽然未来得及出席，但仍当选为由李济深、何香凝等72人组成的以“团结和联系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为任务的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团结委员会作为民革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立的一个特殊机构，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1950年6月14日，熊克武作为特邀代表赴北京列席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会议期间，他见到了自己十分景仰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见到了与自己多年相交的老朋友吴玉章、张澜、李济深、唐生智等人，也见到了自己倾慕的沈钧儒、何香凝、蔡廷锴、郭沫若等各界朋友。

▲熊克武（右）与张澜。

郭沫若特意走到熊克武跟前，同他握手致意，十分赞佩地说道：“能在北京见到你有说不完的感慨，你在四川闹革命时，我们还是娃娃呢。”

在会上，熊克武认真聆听了毛泽东主席的开幕词和闭幕词，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提请会议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听取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薄一波、郭沫若、聂荣臻、沈钧儒分别作的关于土改、政治、经济、财政税收、文化教育、军事、法院工作的报告。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式任命熊克武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由7人组成，主席是刘伯承，副主席是邓小平、贺龙、王维舟、熊克武、刘文辉、龙云。

▲熊克武任命书。

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决定在新解放区分批分期进行土地改革，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熊克武号召民革同志们：“积极地投向土地改革的斗争，尽量参加土地改革的实际工作，自己有土地的同志，率先奉行人民政府的法令，在地主阶级中起带头作用，为迅速摧毁封建土地制度、发展生产力而奋斗；坚决地投向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利用我们特殊的历史关系和社会关系，协助人民政府，扑灭特务匪特，为彻底肃清反革命，巩固革命秩序而奋斗。务期作出实际的成绩，真正发挥统一战线一个成员的作用，与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共同来完成当前的伟大政治任务。”

熊克武返回成都做了简单安排后，于7月赴重庆任职。熊克武在离开成都时，嘱咐八弟熊达成将全都房产重新整修后，连同家具和花木一起，上交军管会。军代表在接收熊克武的房产时，拟保留北新街住房。熊达成将此事转告熊克武，熊立即回答说：“在新社会里，我们不应留下私有的尾巴！”同时，熊克武还将他在井研的万余册藏书全部函赠井研县文教部门。

熊克武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王维舟同志一起工作，看到他们平易谦和、艰苦朴素、兢兢业业和对党和人民的忠心耿耿，看到他们那么尊重同志，熊克武深深地认识到，共产党的干部真是与自己“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熊克武在共产党领导干部模范作用的熏陶感染和循循善诱的帮助下，不断剖析自己，自觉进行思想改造，思想觉悟得到了迅速提高。他曾针对自己的弱点，工整地写了以下文字来勉励自己：“经常考虑别人意见，修正补充自己意见，去掉固执与偏见。”

▲熊克武捐赠的图书。

在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期间，熊克武同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同志密切合作，对安定西南社会秩序、完成民主改革、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11月，熊克武任民革川康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兼召集人，他为整理、建设和发展川康两省的民革工作不懈地努力着。

1952年7月1日，熊克武应当时西南人民广播电台之请，为成（成都）渝（重庆）铁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31周年纪念日全线通车撰写广播稿，欢呼这一辉煌成就。他说：“清政府只在宜昌修了一座车站，后来索性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人民的股款亦被吞没了。人民掀起争路民潮，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国民党政府把这条铁路遗忘了……可人民还是需要铁路，尤其是成渝铁路。这条铁路连接两个经济重心的大都市，是西南铁路干线的中心环节……反动政权经过半世纪没有铺成一尺一寸轨道，而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仅仅两年便完成了西南空前的巨大工程——成渝铁路。西南人民乃至全国人民所热烈期望的成渝铁路，现在胜利地完成了。”

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审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决定予以公布并在全国人民中组织讨论，以便搜集意见，再作修改，最后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颁布。熊克武积极撰写文章，参加讨论和宣传宪法草案的活动。他将宪法草案的公布视为“开创我国民主宪政新纪元的一个光辉标志”，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由于它是人民的宪法草案”。从宪法草案起草过程看，中共中央提出宪法草案初稿后，经过宪法起草委员会的研究和讨论，并组织各方面人士8000多人参加讨论，慎重加以修正，然后定稿，由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于全国人民。宪法草案公布后，又展开全民讨论，广泛征求意见，以便据以再度修正，提请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实行。他指出：“用中央民主方式来起草宪法，与旧中国由少数官僚政客和御用学者的师心自用，恰恰是一个相反的对照。”并公开表示：“我们西南民革全体同志要以高度的热情和严肃的态度，一面学习，一面研究，尽量提供意见，答谢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殷切期望；同时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国家建设工作，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的作用，以实际行动来表示我们拥护宪法草案的无限忠诚。”

熊克武非常关心祖国统一大业，深切怀念在台湾和海外的老同事、老朋友于右任、张群、黄季陆、萧毅肃等人，曾多次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呼吁他们共同为促进国家统一大业作出贡献。

晚年，熊克武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写下多篇回忆文章，为后人留下了丰富、鲜活、宝贵的资料：《辛亥革命宜宾起义的经过》《广州起义亲历记》《大革命前四川国民党的内讧及其与南北政府的关系》《订正余切参加同盟会的时间》《四川护法之役的回忆》《虎门蒙难记》《十年军政工作回忆录》等。

1956年和1959年，在民革三届一中和四届一中全会上，熊克武均被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他为民革工作的开展、组织的巩固与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熊克武临终前上书毛泽东同志，信中说“唯有共产党才能拯斯民于水火、致国家于富强”，并以自己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而感到无限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