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1890-1969），原名本尧，字文白，安徽巢县（今巢湖）人，1949年加入民革。1949年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民革第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1949年4月，国共北平和谈破裂后，国民党代表团准备收拾行装南返。百忙之中的周恩来匆匆赶到六国饭店，只为挽留一位“姓张的朋友”，他就是被毛泽东称为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国民党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

此时，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已经渡过长江。张治中将谈判情况电复南京，并定于4月24日乘飞机返回南京。周恩来正是在听到了这个消息后，急忙赶来当面劝他留在北平。

在“回”与“留”之间，张治中思想斗争很激烈，心中十分矛盾、彷徨。

“代表团是南京国民党政府派来和谈的，和谈既然破裂，理应回去复命。其他同志们行动完全可以自由决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他将自己的想法直接告诉了周恩来。

周恩来十分理解他的处境，考虑到他回去以后的安全问题，言辞恳切地挽留说：“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特务都不会放过你们的。西安事变我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了，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

▲重庆张治中旧居——桂园。

此外，周恩来还设身处地考虑到了张治中的家人，向他保证：“至于嫂夫人和家里人，由我安排，尽管放心！”

中共组织说到做到！几天后，张治中在北平见到自己的家人后，惊喜地对周恩来说：“恩来先生，你真会留客呀！”

力促北平和谈

让毛泽东、周恩来真诚挽留的张治中是国民党政府内著名的主和派。在北平和谈前，李宗仁等相信他“曾经三上延安，并且亲自护送毛泽东主席回陕北，与中共有深长历史关系”，由“他出来组阁，可顺利推动和谈的进展”，故而将他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任上调回南京，作为和谈国民党首席代表。

1949年4月1日上午，张治中与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等一行20余人，乘坐中央航空公司特别准备的“空中行宫”号飞机由南京飞抵北平，下榻六国饭店。2日至7日，国共双方代表就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条件”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交换意见。

在此期间，张治中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见到了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紧紧地握住张治中的手，深情地说：“谢谢你，1945年到重庆，承你的热情接待，全家他迁，将桂园让给我们使用，又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欢送会！别来你的身体和家人都好吗？”毛泽东的开场白让张治中的心里暖暖的，两人愉快地畅谈了将近4个小时。

张治中认为蒋介石留在国内可能是和谈成功的阻碍因素，为了推动和谈成功，他专门写信给蒋介石，劝其要“放下一切”出国去，唯有如此才能给腐朽的国民党政府以刺激。在信中，他还提及“此次到北平以来，所受刺激之大，非可言喻，真是万感交集”，直指若蒋继续“留居国内”，可能“再起再战”。

4月13日，中共代表团与南京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周恩来给南京政府代表团提交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作了概括说明。

张治中几乎是一口气看完这份协定草案，认真地将南京政府不可能接受的各点逐一提出。在发言中他说：“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有诚意承认；对于国民党的失败，也有勇气接受。”“我今天固然代表我们政府和中共商谈和平，同时个人一向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我们以至诚至敬之心，希望中共能从此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标，并建设国家，臻于富强康乐之境。这就是我们代表团同人向中共代表团同人所想表示的一点小小意见和希望。”

会后，张治中与南京代表团成员逐字逐句研究协定草案的修正案，希望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一线希望。

15日晚，双方代表团举行第二次谈判，周恩来宣布了中共代表团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指出：我们期待南京代表团同意这个协定，在协定上签字，否则中共即大举过江。

张治中听后表示明天派人到南京请示后立即答复。他对中共的意见表示理解地说：“恩来先生让步的地方，我们很了解，就是不能让步的地方，他所持的理由，我们也是了解的。” 

此外，张治中还提到几天前见到毛泽东，自己曾不经意地说：“今后是你们执政了，你们怎样做？”毛泽东马上纠正说：“不是的，我们大家来做，大家合作做的！”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开放胸襟，表达了自己深深的敬意。

会议结束后，张治中回到住处与南京代表团成员进行了郑重的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应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接受《国内和平协定》为是，只有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才能对国家、对人民更好。

至此，张治中率领南京代表团已经为促成和谈成功拼尽了全力，但南京方面的想法却大相径庭。对于协定，李宗仁犹豫，白崇禧反对，蒋介石则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4月20日夜，李宗仁、何应钦复电张治中及代表团，表示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并通知代表团返回，北平和平谈判正式破裂。

这就有了文首周恩来亲赴六国饭店挽留张治中的一幕。最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真诚挽留下，张治中经过再三考虑，终于放弃了回南京复命的想法，决定留在北平，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自己一分力量。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也在中共中央的真诚邀请下全部留在了北平，而且随后基本上都参加了民革。

国民党政府对于张治中留在北平，十分气愤。6月15日，广州“中央社”发出电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20日、22日又继续发出两个电讯混淆视听，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张治中对这种颠倒是非的行径感到十分气愤，于26日毅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公开宣布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并号召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同中国共产党精诚合作，共同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的理想而努力奋斗。

“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力促北平和谈的张治中虽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但是一生从没有和共产党打过仗。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积极促进国共两党团结抗战，并与中国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

抗战胜利后，为了保证重庆谈判能够顺利进行，张治中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于1945年8月27日乘飞机到达延安，专程迎接中共中央代表团赴重庆。

到达延安后，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忧虑：“我最担心的是毛泽东的安全问题。”

张治中很有信心地担保道：“苏、美两个大国的领导人都对蒋委员长做了工作，他们都能保证毛先生的安全，我看不会有问题。”

周恩来依然不放心：“文白兄，他们担保是担保，但我们不能大意，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张治中想了想，别的地方他无法保证安全，但是自己的家是可以做到的，遂接道：“毛先生住别的地方你不放心，我可以把桂园腾出来让毛先生住。”

周恩来听后，高兴地说：“住在你的官邸当然好！桂园在上清寺，这距我的住处曾家岩50号很近，离红岩新村也不远，位置适中又在马路边上，汽车进出也很方便，只是苦了你一家人。”

周恩来继而提出安全保卫问题，张治中说：“保卫人员不成问题。平时我的桂园就住着政治部警卫营一个手枪排，这些都是我家乡的子弟兵，一个排不够用，可以再调人来。”

周恩来却为张治中考虑得更多：“这样当然放心，但有另外一个问题不知你想过没有，万一发生任何一点事故，责任都是你的了。”经过商议，最终由宪兵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经过精心的准备，8月28日，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坐飞机飞抵重庆，直接下榻桂园，张治中则把全家搬到了复兴关中央训练团一个小院里，还细心地留下家族晚辈张家惠在桂园负责接待事务，又抽派政治部警卫营的一个手枪排换穿便衣暗中保护。他还再三叮嘱警卫人员：“保卫毛泽东主席，要胜过我十倍。” 

经过43天的艰苦复杂谈判，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政府同意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并允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谈判期间，张治中为和平积极斡旋，殚精竭虑。对于这段经历，他在回忆中写道：“特别是亲身参加商谈的我们，真是几经折衷，舌敝唇焦，好容易才得到这样的结果，自然更感到愉快。”

谈判临近结束时，周恩来为毛泽东返回延安的安全问题来找张治中商量说：“文白兄，毛主席来重庆已经一个多月了，谈判的协议已基本通过，毛主席想早点回延安。”

张治中问：“毛先生预定哪一天回延安？”

周恩来说：“预定10月1日走，让毛主席一个人走，我们可不放心啊！”

张治中随即答道：“恩来兄，你放心，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安全地将毛先生送回去。但10月1日不行，我的活动时间和日程已安排满了，要在10月10日后才成。”

就这样，10月11日，张治中亲自陪同毛泽东飞返延安。张治中离开延安时，毛泽东亲自送他到机场，感谢他道：“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

张治中反问：“何以见得？”

毛泽东当场举了几个例子。最为著名的是张治中在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临时干事会书记长期间，把反共气息浓厚的《扫荡报》改名为《和平日报》，同时加强了宣传团结抗战的内容，下令撤销残害进步青年的綦江战干团。毛泽东还当众评价他所做这些，充分说明了他对于和平的恳挚。

然而，《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下发密令向解放区发起大规模军事进攻。此时，张治中远在新疆，得知后再次写下万言书直谏蒋介石。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反战压力，急召张治中返重庆。

▲1946年，张治中在新疆与三区领导人合影，前排右起为刘孟纯、赖希木江，中排右起第二人为艾肯木拜克和加、第三人为张治中、第四人为阿合买提江、第六人为刘泽荣。

1946年1月，根据《双十协定》中的军事部分内容，国民党政府派出张治中作为代表，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美方代表马歇尔组成最高三人小组，专门研究双方军队整编和监督并处理停火事宜。三人先后赴北平、张家口、太原、济南、徐州等地视察，最后抵达延安。

这也是张治中第三次来到延安。在欢迎晚会上，张治中回顾了自己之前到延安的经历：“兄弟此次来延，已是第三次了。去年迎接毛主席赴渝，那时以满腔的热忱，对于国内团结和平事业，寄予莫大的希望。第二次是陪送毛先生回延，当时已签订了《双十协定》，奠定了国内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基础……”在最后，他还风趣地说：“还要讲一个笑话，我刚才和毛主席谈过，将来你们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掉写上一句，‘张治中三到延安’！”

毛泽东笑着答道：“将来也许还要四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后来，张治中在回忆这一佳话时说：“第四次却到了人民的首都——北京来了。”

张治中是国民党方面始终坚持国共合作的代表人物。他坚持不仅争取抗战胜利要联合共产党，为挽救沉疴在身的国民党，也要联合共产党，且极不赞成国民党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的行为。

皖南事变发生前，张治中明确表示反对国民党实施此举，极力主张“对共产党问题，应有冷静之考虑，慎重之措施”。但他势单力薄、孤掌难鸣。事变发生后，他更是连夜向蒋介石上万字谏言书，痛陈国民党当局对中共问题处理的失策，但谏言未被蒋介石采纳。在当时尖锐复杂的政治局势下，以张治中所处的地位，能够这样做实属可贵。

维护新疆团结稳定

抗战胜利后，张治中曾长期主政新疆，致力于维护民族团结，稳定局势，为以后新疆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条件，作出了贡献。

1944年，新疆省的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3个专区的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群众，爆发了反对盛世才残暴统治、争取民族平等和民主政治的武装暴动，并建立了革命政权，宣布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史称三区革命，又称伊宁事变。

1945年9月，蒋介石考虑再三，决定派张治中飞往迪化（今乌鲁木齐），谋求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在出发前两天，周恩来、邓颖超得知消息后便前往桂园张家拜访，请他设法营救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关押的131名中共党员。

10月17日，张治中作为国民党政府中央代表和三区代表进行了初次谈判。他在谈判中满怀深情地说：“我们各民族都是亲爱的兄弟，由这些兄弟构成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今天这次会面，等于一家人坐在一起，心里当然感到无限的愉快。”

▲新疆被释放人员回到延安之后合影留念。

情深且质朴的讲话很快拉近了双方的距离，为下一步和谈打下了良好基础。从1945年11月到1946年1月，双方每隔一两天就会谈一次，每次都在四五个小时以上。尽管张治中已经年近六旬，常常感觉到口干舌燥、筋疲力尽，但他依然坚持与三区代表进行艰苦谈判。1946年1月2日，最终达成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十一项协议。

1946年7月1日，新的新疆省政府成立，张治中担任主席。主政新疆期间，他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措施：坚决禁止鸦片和赌博，严惩公务人员贪污腐败，释放了大批政治犯，清查并发还了被盛世才没收的人民财产，免除了新疆省一年的农牧税和半年的所有捐税……这一系列政策促进了新疆的和平发展，为最后新疆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

张治中在新疆期间一直没有忘记周恩来总理的嘱托，先后派屈武等到监狱中看望被盛世才关押在新疆的中共党员，并特意交代主管方面改善中共党员的生活条件。另外，为了营救这些同志，他几经电报蒋介石，反复说明情况，劝蒋为了增进国共两党友好，表达和平诚意，应该尽快全部释放。

在张治中的努力下，这些同志终于获救。张治中还专门派新疆警备总部交通处长刘亚哲负责护送以保证他们返回途中的安全，并考虑到伤病情况吩嘱医务人员随行。1946年7月8日，被营救的党员顺利回到了党的怀抱。

1961年，周恩来总理在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的宴会上见到已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获救党员高登榜，还特意提及：“文白先生是你们的救命恩人，当年释放在新疆的共产党人，是文白先生给做的一件好事，这在国共关系史上是空前的，绝无仅有的。”

推动新疆和平解放

在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北过程中，张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彭德怀曾说，新疆的和平解放，“还有一位功臣我们也不能忘记，这就是张治中将军。”

1949年5月，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张治中从北平给时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陶峙岳发电报，劝导他起义，陶峙岳接受劝导，并开始在新疆军界中进行动员起义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张治中留在新疆政界的老部下——时任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新疆外交特派员刘泽荣等，也开始在政界开展促进和平解放的运动。

9月8日，毛泽东约张治中见面，告诉他解放大军已经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我们寄希望于新疆方面能够认清形势，宣布起义。现在我们从新疆方面得到的消息是，只要你给他们去电，他们就一定会照办。” 

张治中旋即于10日致电新疆的陶峙岳、包尔汉，希望他们“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并要求他们“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取严密部署果敢行动”。

17日，陶峙岳和包尔汉联名复电张治中，表明了和平解放新疆的原则立场。在张治中的鼓励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25日，陶峙岳领衔，会同各师长、旅长联名发出起义通电，宣布即日和广州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归向人民民主阵营。

26日，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及其所属单位，在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秘书长刘孟纯、委员屈武等人的带领下也通电全国，表示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至此，新疆省宣告和平解放，为新中国诞生献上了一份厚礼。

29日，张治中致电陶峙岳、包尔汉，对他们的义举表示欢迎，并号召新疆起义官兵“坚决地诚挚地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加紧学习，努力改造；改造自己，并改造部队全体官兵和全省公教人员；搞通思想，争取新生”。

此后，张治中为了对新疆问题处理经过作一交代，专门撰写一篇书面报告《新疆概要的问题》送给毛泽东，详细介绍了新疆的地理、历史与政治沿革，伊宁事变与和平协定，新疆省政府改组与伊方撤退等问题，为新中国新疆的建设提供了参考和建议。

为表彰张治中在新疆和平起义中的功绩，张治中于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为新中国建言出力

1949年9月，张治中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他多次向中共中央提出重要建议。

在酝酿和讨论国家名号时，大家各抒己见，现场气氛热烈。最后，毛泽东提出，中共中央的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张治中表示，“共和”一词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含义，二者没有必要重复，建议将“民主”二字去掉，直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认为此建议有理，经众人反复讨论，最终决定采纳。

▲1949年11月，周恩来为张治中夫妇由北京飞西安送行，前往送行的有赵寿山、邓宝珊、张一纯、张素久等。

确定国旗的过程中，也吸取了张治中的建议。当时，毛泽东从所有国旗备选图案中保留下了两幅图案。一幅是红底，左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中间有横杠。说明是：红色象征革命，五角星代表共产党，横杠代表河流，象征中华文化发源地。还有一幅，就是现在五星红旗的原型，以此征求大家意见。多数人倾向于赞成前一种方案。张治中认为此种方案并不合适，建议选择五星红旗方案。他在分组讨论时详细说明了自己反对的理由，但是没有结果。

他心中十分着急，正好有机会见到毛泽东，遂婉转地说：“有一件事我想请问你，不过你如不便公开使人知道你的意见，我当守秘密。”毛泽东隐约知道是关于国旗方案的事情，自己也同意前一种方案，但见张治中专门来问自己的意见，便又问道：“你觉得如何？”

“我反对！”张治中直接说，“第一，杠子不能代表河流，中间有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第二……”

毛泽东听后沉思片刻，慎重地说：“你说的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张治中陪同毛泽东视察长江。

过了两天，毛泽东专门约了四五十人专门讨论此问题。最终，张治中的建议被采纳，大会再次讨论时一致通过了五星红旗方案。

除了为国家名号和国旗建言，张治中还曾多次向毛泽东直谏。

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11月，张治中参加完民革二大后，从北京飞赴西北。为了筹备改组新疆省人民政府，张治中协同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前往迪化，商榷拟订新疆省的施政方针。

张治中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主动参加对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1949年12月6日，张治中面向新疆起义军官和干部作了《怎样改造》的重要讲话。之后，又应邀为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和起义部队驻迪化军官及机关干部作了长达3万字的《再谈怎样改造》的报告，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在北平8个月的经过、见闻，真诚希望官兵正视现实，勇于承认错误，诚意改正错误。

会后，彭德怀鼓励他将所讲内容发表。为了打消他对于内容太长的担心，彭德怀说道：“不要紧。详细些，具体些，使人看了既真诚，又生动，很好嘛。”文章发表后，果如彭德怀所言，引起了起义部队的触动，取得了很好的反响。

12月1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张治中在成立大会上激动地说：“今后，凡有利于新疆的事情，我一定尽全力去做。”

在讨论宪法草案时，张治中建议草案总纲第四条中“台湾地区除外”的字样，应予删除。他特别解释说，台湾问题是暂时的，而宪法是永久的，不必在宪法上面这样写出。对此，毛泽东十分赞成。

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张治中还提出一份书面建议，主张每位人大常委会委员每年都要出去视察，了解地方情况，听取群众意见。这个意见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不仅被采纳，还把范围扩大到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每年都视察，成为几十年来始终坚持的一项制度延续到今。

1956年3月，在民革三届一中全会上，张治中被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一年后，民革中央成立了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经民革中央常委会研究决定，由他担任主任。为了实现祖国统一，他做了大量工作，撰写了《台湾应主动抛弃美帝》《告逃在台湾的人们》等文告，热切呼唤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以中华民族的统一、中国领土的完整为重，不要再与美帝勾结，回到祖国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