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廷锴｜被誉为“华南和平民主之支柱”的爱国将领
蔡廷锴（1892-1968），字贤初，广东罗定人，民革创始人之一。1949年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民革第一、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46年5月下旬，抗日名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负责人蔡廷锴收到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从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发出的来信：
贤初先生惠鉴：
久违教范，驰想时殷。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举世和平民主之局大体已定，而前途曲折，困难尚多。目前在当局武力统一方针之下，造成东北问题解决之困难，全国内战之危机严重存在，人民权利自由到处遭受极大之摧残。扭转危局，争取和平民主之实现，实为当前之急务。先生以抗日前导而为华南和平民主之支柱，力挽狂澜，举国瞩望。恩来与敝党代表团已于五月三日迁抵南京。奉闻民主促进会之工作，在先生指导下，民主浪潮蓬勃发展，无任欢腾。今日华南反独裁反内战、民主和平之事业，端赖各方一致合作，向所信迈进。想桂粤往日十九路旧友反独裁志士，必能在先生领导下更增团结也。恩来现寓国府路梅园新村17号，尚祈不时赐教，以匡不逮，无任感祷。
专白。祇颂
时绥！
周恩来敬启
五月二十三日
▲《人民政协报》1988年3月4日第一版所载周恩来1946年5月23日写给蔡廷锴的信。
收到周恩来的来信，蔡廷锴百感交集，回想自己曾经有过两次与共产党的接触：第一次是1927年国共两党分道扬镳时，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自己本来是在叶挺领导下的一支队伍中，由于认识上的问题，没有选择与共产党一起反对蒋介石，而是把自己队伍里的共产党员礼送离队，自己转向拥蒋的阵营；第二次是1933年福建事变期间，蔡廷锴举起了反蒋的大旗，与当时的中央苏区签订了友好条约，但福建事变很快被蒋介石化解。
抗战胜利后，闲居在家的蔡廷锴得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领袖在重庆谈判，他曾对国家的未来与前途寄予美好期望，但没有想到，随之而来的是谈判破裂，导致烽火再起。蔡廷锴亲历了家乡和广州等地吏治的腐败和社会风气的颓废，他决定走上推动国家民主建设事业的道路。周恩来的来信，使蔡廷锴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有心报国，无路效力
蔡廷锴是著名的爱国将领，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曾经为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取胜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由于他与陈铭枢、蒋光鼐等人违抗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在“一·二八”事变中奋起抵抗日寇，并参与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而始终得不到重用。全民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曾委任他为上将参议官兼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1940年2月，他率部参加桂南会战，在桂南、粤西一带与敌对峙，时有进退。5月，战事告一段落，二十六集团军奉命改编为粤桂边区总司令部，蔡廷锴任总司令。此后，所有正规部队奉命他调，蔡廷锴成为无兵司令，遂请辞职归乡，经数次力争，才于9月中旬获准。
48岁的蔡廷锴从此以国民党政府上将参议官的身份闲居桂林、香港、罗定等处。闲居后的蔡廷锴除访友应酬外，则以打猎、养鸡、养鸭、种菜等为乐。在当时抗日烽火正浓的年代，满是怀抱报国热情的铁血将领，蔡廷锴免不了有许多失落与惆怅。正如他自己的诗中所言：好花枝上艳，离枝则堪怜。
1941年10月，蔡廷锴奉蒋介石命令去南岳开会。蒋介石在召见时问：“生活如何？看什么书？你想担任什么工作？”蔡廷锴回答：“因体力关系，无能力担任何种工作，此时只有养晦而已。”会议结束后，蔡廷锴返回桂林，继续过着闲居生活。
同年11月，蔡廷锴到贵州、云南游历，于同月底到达重庆，会见了许多老朋友，其中与昔日长官陈铭枢的见面，令他甚感不平。
对这次重庆之行，蔡廷锴有这么一段回忆：
在此留恋十余天，除因事须要面报委座、何部长外，其余各要人都是在宴会场中拜见，惟隔别已数年的旧上官陈铭枢先生，每日都在广东酒家或请食餐，或饮茶，时加指导，确领益不少。但其住南岸，交通不便，至12月11日，在盐务总办缪秋杰处午餐，陈先生亲带我到其家住一夜，彼此谈笑，仍不失当年的亲切。
惟吾人回忆昔年为党国奋斗，虽不敢言有何功勋，陈先生领导吾人出生入死，以良心而论，当有相当劳绩。以退一步而言，吾人在闽因不满当局而起革命，亦为国家民族，只有公敌而无私仇，试问现在京中要人亦有前与当局采对立者，现在彼此均为抗战而团结入京，赞助中枢，何以对彼等则厚，对陈先生则薄，未免过于狭隘偏袒。吾人不在权位之想，关于革命失败，亦毫无追悔，不过不平则鸣，乃人理之常情。
▲广东罗定蔡廷锴故居远眺。
陈铭枢对蔡廷锴有知遇之恩，两人又都是福建事变的重要人物。两人促膝长谈，对抗战以来国民党后方政治黑暗、爱国民主人士难有立足之地、抗战前途未卜等问题颇为忧虑，不胜唏嘘感慨。12月22日，蔡廷锴离渝返桂。
这一次重庆之行，令蔡廷锴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的不良印象加深，是他后来投身爱国民主运动的重大转折。
《蔡廷锴自传》中有一段记述1941年年末最后一天心情的文字：
但我所感太不痛快，就是敌人仍盘踞我国，土地一日未复，均不能诱动我的心情，但恨有心报国，効力无路耳。
蔡廷锴的家庭生活随着他的辞职也陷入困境，甚至“食饭都发生困难”，在桂林期间，相继接受过原十九路军旧部沈光汉、谭启秀、张炎等人的汇款接济。
1944年春夏，日寇发动豫湘桂战役，长沙、衡阳相继失守，同年7月，日军分三路包围了桂林，蔡廷锴于8月偕全家返罗定故乡避难，被乡人推为十乡临时团队总指挥，领导家乡人民进行抗日活动。
1945年2月底，李济深率舒宗鎏等十几人到罗定游览巡视，为应对抗日战争后期的时局，蔡廷锴与李济深磋商，在适当的时机成立一个组织，以促和平民主真正到来。
4月，蒋介石派人令蔡廷锴前往重庆候训，蔡廷锴考虑到当时环境和自身状况，托彭泽湘带去他给蒋介石的书信，信中陈述了暂时不能奉命去重庆听训的理由，其中提到：“本拟遵命就道，惟目前绕道赴渝，需时40天，而地方秩序欠佳，旅途甚感困难，拟交通稍便，即行首途。”
抗日战争的胜利，让身居故乡的蔡廷锴和家人看到了新的希望，对新生活充满了向往。但是，1945年10月底蔡廷锴偕家人前往省城广州途中，他亲历了沿途地方军政人员的腐败，“罗定城经敌人一度蹂躏，敌退后，乃西江上游交通枢纽，商业繁盛，正当胜利公布后交通恢复，惟县府依然敢公开贪污勒诈，殊属胆大妄为”。
到了广州，蔡廷锴更为失望，他的几处房屋皆破败不堪或被他人占据。
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给广州的社会经济带来繁荣，官吏贪腐成风，社会风气更加败坏，蔡廷锴深以为忧。他说：“目下广州市一隅百物渐涨，谷米较前两月超过2倍以上，倘当局不设法补救，明春夏必有饿殍之虞。”
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在广州的蔡廷锴始终关注国家的局势。1945年10月底，他在报纸上看到毛泽东抵达重庆，参加国共和平谈判的新闻，甚感欣慰，他有这么一段自我表白：“如果我设身处地在蒋委员长的地位，便有如下的处置办法：把政权公开，对大家说，你们各党派纷争，不外系政权，我即召集全国性有学问、道德、地位的名流及各党各派的首脑切切实实开一个大会，解决一切纷争，结束一党专政，实行还政于民，自动宣布下野。如全国人民仍拥护，则负责建设新中国，倘能做到这一点，历史更为伟大。”
1946年初，蒋介石三次电召在南方的李济深前往重庆“共商国是”，李济深再三推托，最后于2月底才从他的家乡苍梧出发，经广州去重庆。
在经过广州时，李济深曾考虑与蔡廷锴等人见面，商谈筹组新组织的具体事宜，但为了蔡廷锴等人的安全，他放弃了面谈的打算，在离开广州时，留了一张字条，派人送给蔡廷锴，其内容是：
贤初兄，前所说兴华公司招股事宜，由蔡廷锴、李章达负责，并指定蔡廷锴为主要召集人，李章达副之。
蔡廷锴见到李济深的字条后当即会意，立即行动起来。首先把余勉群此前拟定的新组织成立大纲作了修改，确定了组织名称、纲领、成员及其活动任务，于1946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这一天，在广州光孝路祝寿巷44号李章达的家里，召开了首次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筹备会。
会议经一天的讨论，决定将组织名称正式定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后改称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宣告正式成立。
同时决定，由李章达征求蒋光鼐参加意见。会后他收到蒋光鼐的回函，蒋光鼐完全赞同民促的成立，由于当时他任衢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不便公开参与，因此暗中掩护和支持民促，并捐助巨款，作为民促的活动经费。
同年4月14日，蔡廷锴召集民促的第二次会议，地点仍在李章达家里，参会人员与第一次会议时相同。
为了更好地宣传政治主张，蔡廷锴与李章达等人决定在广州出版一份日报，作为民促中央的机关报，并租广州惠福东路66号作为报社地址。
蔡廷锴与李章达的办报活动被国民党特务侦悉，国民党军委会广州行营下令封闭报社地址，并勒令蔡廷锴、李章达限期离境。蔡廷锴只得再次避难香港，民促也随之迁往香港开展活动。
▲1947年4月，蔡廷锴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一周年时签名。
1946年5月18日，民促成立了港（香港）九（九龙）总支部，并发表宣言，主张召集民主会议，解决国事，成立联合政府，还政于民，真正实施民主政治。5月21日，蔡廷锴等人在香港的《华商报》上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政治主张》，重申了成立大会宣言中提出的各项主张。7月5日，蔡廷锴发表呼吁和平的谈话，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蒋介石因此对蔡廷锴更加不满。
民促和蔡廷锴在香港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和共产党高层的关注。蔡廷锴就是在这个时候，收到周恩来的来信，使他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同年9月，蒋介石突然通过国民党军委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电邀蔡廷锴赴南京开会，其目的有二：一是收买人心，拉拢蔡廷锴和民促；二是通过蔡廷锴了解李济深等人的活动，借此分化李、蔡两人的关系。
国共两党高层的邀约，让身居香港的蔡廷锴一度犹豫。是否赴南京，成为摆在他和民促成员面前的一道选择题。经过与民促同仁再三商讨，他决定前往南京。
蔡廷锴经广州、上海，到达南京。这个时候，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南京重开的谈判即将破裂，但周恩来还在南京。
蔡廷锴受到蒋介石和国民党高层的热情接待，同时也被共产党接到周恩来在南京的住处，彼此坦诚地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和对国家未来的思考。蔡廷锴对共产党的信任与信心更加增强了。
此行让蔡廷锴感受到了当时政治斗争的尖锐与严峻，他自行回到香港，继续以民促为阵地，为民主建国事业鼓与呼。
参与民革筹建，北上解放区
1947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民主力量发展的重要之年。7月，国民党颁布了《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案》，随之又公布了《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10月，蒋介石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为此，不少爱国民主人士纷纷从内地到达香港。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领导人谭平山等到达香港，接着李济深等也回到香港。李济深在香港的住处与蔡廷锴家相距不远，两人联系更加密切了。蔡廷锴、谭平山、何香凝、李章达等人常到李济深家聚谈，商讨应对国内局势的策略。大家认为：除了利用香港扩大宣传外，应将各派力量组成一个统一的组织与国民党政府的高压政策作斗争。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香港举行。会议选举了民革中央领导：李济深为主席，蔡廷锴与何香凝、冯玉祥、李章达、谭平山等为常务委员。会议决定：民革成立后，民促、民联仍继续存在，各自开展活动。
随着时局的变化，南京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越来越孤立，军事上越来越失败，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五一口号”，提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向旅居港澳和海外的爱国人士发出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
海内外民主爱国力量积极响应。1948年5月2日，蔡廷锴参加了在香港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就中共“五一号召”发表召开的座谈会，一致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号召。5月5日，蔡廷锴以民促负责人的身份，与民革负责人李济深、何香凝及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致电毛泽东，表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8月1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复电李济深等人，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赞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表示“极为钦佩”，9月初，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发出了去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的邀请。
蔡廷锴主动要求第一批去解放区，在离开香港前，他认真布置了民促在香港和广州的工作，要求留在省、港的同志坚持与国民党斗争，支持解放战争。
1948年9月13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由章汉夫护送首批民主人士前往东北解放区。
北上途中，蔡廷锴与许多民主人士一样，对未来充满了期待，长期闲居生活带来的压抑得到释放。蔡廷锴与谭平山、李立三、沈钧儒、章伯钧等人秘密同乘苏联货轮“波尔塔瓦”（又译作“宝德华”）号，由香港向北，前往哈尔滨。
货轮上的生活枯燥乏味，但蔡廷锴等人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常在途中彼此逗趣。9月18日这天，正值中国的中秋节，苏联船主决定杀猪加菜，蔡廷锴等人自告奋勇下厨帮忙。由于饮食习惯不同，苏联人不吃猪内脏，只留猪肉，把剩下的东西都往海里扔，蔡廷锴见状，立即上前把那些猪肚、猪肠捡起来，洗得干干净净，红烧出两盘地地道道的粤菜来，苏联船主也美美地跟着大家一起品尝。蔡廷锴的厨艺得到同行者大赞。
经过17个昼夜的长途颠簸，蔡廷锴一行于1948年9月29日抵达朝鲜的罗津港，中共中央派李富春前来迎接。稍事休息，他们立即乘火车到达图们，再经中朝边境线和牡丹江等地，于10月1日抵达当时东北解放区的首府哈尔滨。中共哈尔滨市委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对首批到解放区的民主人士给予了热情的接待。
1948年底，辽沈战役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第二批、第三批民主人士相继到达沈阳。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决定新政协筹备会改在北平举行，已到东北的民主人士共37人，由林伯渠陪同，自哈尔滨、沈阳到达北平，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
1949年6月11日，蔡廷锴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他为毛泽东的睿智、魄力、谦逊所叹服，并在日记里专门把这件事记录了下来。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选举了由21人组成的新政协筹备会的常务委员会，蔡廷锴被选为常务委员。
蔡廷锴热情地投入到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参与了审定参加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的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这项工作的情况复杂、政策性强，久违政坛的蔡廷锴有很多不熟悉的问题，他克服困难、虚心请教、耐心协调，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投身新中国建设
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举行。蔡廷锴作为民促首席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当选为会议主席团成员之一。
9月23日，大会开始进行主要发言。蔡廷锴代表民促发表讲话，表示：“过去，我们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团结，已取得了推翻反动统治的伟大果实；今后，我们更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更坚决地团结起来，为彻底肃清残余的反动势力，为粉碎美帝国主义的反动阴谋，建设我们的人民民主新中国而奋斗！”他认为，民促的意见都充分地反映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里面了。他代表民促表示：“我们今后共同努力的目标，我以为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底下，建设人民民主的新中国！”“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会员们，将坚决地遵守和执行共同纲领，更愿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尽一切努力协助全国总解放，将革命进行到底！”当天晚上，毛泽东、朱德举行宴会，宴请国民党起义将领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等26人，蔡廷锴与老长官李济深、蒋光鼐等一同出席作陪。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蔡廷锴等5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日，蔡廷锴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初步形成。虽然已至花甲之年，蔡廷锴依然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满怀热情地开展工作。他相继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与中共同志密切合作，参与国家重大决策协商，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献计献策。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蔡廷锴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20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程潜、贺龙、刘伯承、陈毅、聂荣臻、高岗、粟裕、张云逸、邓小平、罗瑞卿、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刘斐等18位委员，会议主要内容为讨论今后人民解放军的进军和建军问题。蔡廷锴与程潜、张治中、刘斐等人不仅参加了会议，而且对今后如何肃清残余国民党匪军和建设新的国防等问题发表了意见。此次会议决定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成立国防研究小组，张治中担任组长，刘斐任副组长，聂荣臻、罗瑞卿、傅作义、蔡廷锴、李涛任组员，主持新中国国防的研究设计事宜。
积极投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实践爱国公约，是蔡廷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投身的一项重要工作。1950年下半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蔡廷锴被推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委员会常务委员。8月，以郭沫若、李立三为首的新中国人民代表团从北京启程赴朝鲜，任务是庆祝“八一五”朝鲜人民解放五周年、慰劳进行抗美战争的朝鲜人民，并对朝鲜人民过去对于中国革命的帮助，表示深切的感谢。代表团系由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少数民族代表23人组成，蔡廷锴代表民革参加了该代表团。在朝鲜期间，蔡廷锴与代表团成员一起，慰问那些与侵略者战斗的将士，回国后，积极投身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向全国同胞广播访问伤兵医院的情况。
▲蔡廷锴出席国际会议时用的名片。
▲蔡廷锴同周总理、贺龙副总理欢迎我国体育代表团出赛归来。
投身新中国体育事业，担任中国体育运动领导班子成员，是蔡廷锴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中的又一体现。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基础十分薄弱，处在世界较低水平，体育设施和场所极度缺乏。1950年前，中国没有一所体育学院，没有一名体育教师，中央也没有主管体育的机构。许多体育运动项目在发达国家已经开展，在中国却是空白。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支持下，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1954 年9月，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任命贺龙为主任，蔡廷锴为副主任。在贺龙的亲自主抓下，在借鉴苏联体育工作的经验基础上，中央决定加强国家体委的领导干部配置，充实得力干部抓体育工作，委任包括一批曾在部队和西南区从事过体育工作的干部、民主党派领导人在内的一些重要干部到国家体委工作。
1954年的9月，贺龙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1月1日，国务院任命蔡廷锴、蔡树藩、卢汉、黄琪翔、荣高棠为国家体委副主任。贺龙对中央配备的这个国家体委班子十分满意，认为这是一个“来自五湖四海的、团结的班子。他们都很年轻，懂专业，有朝气，工作效率高，事业心强，没有官僚主义；有文有武；打仗的，打球的，又有秀才，又有搞管理工作的。他们相处很亲切、自然，形成了一个‘拳头’”。从此，蔡廷锴投身于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开创及建设，带队参加了国内外多个有影响的体育赛事，主持了国内许多重要的体育活动，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4年，62岁的蔡廷锴参与了宪法制定工作。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筹备委员会成立，蔡廷锴任筹委会委员。8月，蔡廷锴出席民革中央会议，研究如何宣传和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问题。9月15日至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蔡廷锴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当选为一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在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同时，蔡廷锴在民革党务工作方面也是尽心尽力尽职，为新中国初期民革事业贡献着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向李济深等人建议，希望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不分先后，为实现革命的三大政策，为遵守共同纲领，为人民服务，首先要团结起来，统一组织”，以便集中力量，为新民主主义建设工程发挥作用。李济深与民促的蔡廷锴，民联的谭平山、陈铭枢等多次协商，商谈实现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联合问题。大家都认识到实现联合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决定接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建议。1949年11月12日至16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等四个方面的代表共58人参加会议。会议决定，把民革、民联、民促及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统一成为一个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联、民促同时宣布停止独立活动。在会上，蔡廷锴作为民促负责人对国民党民主派的团结统一表示赞成：“从今天起，我们应该团结一致，虚心地向领导中国革命的友党学习，向人民学习，务使我们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能够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这样，我们的团结统一才有意义。”在新成立的民革中央委员会里，蔡廷锴被选为常务委员，同时，他还与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陈铭枢等71人当选为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
1950年七一前夕，民革中央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29周年。李济深、何香凝、邵力子、陈铭枢、张治中、蔡廷锴、蒋光鼐、谭平山等人在贺电上签名。贺电表示：我们愿在今天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纪念日，竭诚相誓，昭告天下，中国人民坚决拥护你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万众一心，共同奋斗，以达到驱逐美帝，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领土的目的。
5301020200119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