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平山（1886-1956），曾用名彦祥、鸣谦、聘三，别号诚齐、诚斋，广东佛山人，民革创始人之一。1949年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监察委员会主任等职。民革第一、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届中央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49年9月22日，举世瞩目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进入到第二天。在这天的全体会议上，一位精神矍铄、银髯飘洒的老者登上了讲台，向各位代表介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起草经过和主要内容。他的介绍带有浓重的广东口音，语速不快，但分外铿锵有力。这位老者，就是民联、民革的创建人谭平山。

坚持中山精神，重建中华革命党

谭平山出生于广东高明新元坊一个裁缝家里，他天资聪颖，爱读书，是全家“振发家声”的希望。1917年，他不负众望，考入北京大学。到北京后，谭平山更加如饥似渴地读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学生领袖，奋勇投身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

在陈独秀的帮助下，谭平山与陈公博、谭植棠等人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组织，自己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谭平山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深得孙中山的信任，被委任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改组的具体工作。他还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谭平山被共产国际代表开除了党籍。次年春天，谭平山回到上海，得知这一消息后就多方寻找党组织，要求复议、恢复党籍，但遭到拒绝。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左派和一部分失去了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纷纷云集上海。他们在茫茫上海滩感到无所适从，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生活上也很困难，仿佛一批“无庙坛可归的青年游魂”，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

谭平山也深深地陷入这种迷茫中。但是之前参与斗争时积累的信念与勇气支撑着他，他力劝大家不要急，慢慢想办法，并由他出面联系各方，共同商讨今后应该怎么办。此间，他与在苏联的邓演达也保持密切的书信往来，两人既是广东同乡，又在广东革命政府和武汉政府时期共事多年，关系密切，也就未来出路进行了商讨。

经过多方探讨，谭平山等人最终决定重新组织起来，依然要坚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孙中山建立国民党前曾用过的“中华革命党”成立新组织，在邓演达回国前，由谭平山做总负责人。

国民党当局视邓演达和谭平山如眼中钉，千方百计想拔掉这两枚钉子。邓演达被捕的那一天，因李世璋到谭平山家商量事情，两人没能按时到约定的地点开会，才幸免于难。

团结民主力量，成立民联

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谭平山支持中共代表的抗议活动，与中共代表一起拒绝参加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参政会。他对蒋介石政权的幻想完全破灭，充分认识到“蒋介石还是原来的样子没有变”，“最会搞小恩小惠，我不会再上他的当了”。1939年，他的原配夫人杨丽莲不幸因脑溢血病逝，这使他在生活上失去了支撑。而中共党组织却给予了他温暖。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十分关心他，董必武更是经常到谭平山家里做客。

在中共党组织的关怀和帮助下，谭平山经过慎重思考提出重回党组织、到解放区工作的愿望。考虑到他留在国统区斗争比起到延安更能发挥作用，党组织希望他继续留在国民党统治区，争取团结各方抗日民主力量。谭平山欣然接受，并表示：“今后我的行动与党的行动同一步调，党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

▲1948年谭平山在香港的留影。

为了能为民主斗争作更大的贡献，投入更大规模的斗争，1942年谭平山搬到重庆居住，在此结识了教育界进步人士、原北京市女一中校长孙荪荃，与之结为伉俪，生活上的安定给予了谭平山更大的力量，令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民主运动中。

同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决定争取国民党内一部分开明的民主派，形成一股力量，逼蒋继续抗日。谭平山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及各个方面都有广泛接触，而且在国民党内部有着相当的影响和威信，由他来做此项工作无疑是最为适合的。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的启发和帮助下，谭平山有了自己的想法。他征求甘祠森的意见：“现在抗战处于一个很困难的时期……过去的运动，文化界、青年界比较活跃，政界、教育界、工商界要差些。政界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国民党内也有一些民主进步分子、中间分子，需要有人去团结他们。几个朋友和我谈到这个问题，打算搞一个时事座谈会，你以为如何？”

此事得到甘祠森的热烈响应，随后他通过甘祠森与陈铭枢、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人联系，着手组织一个经常性的时事座谈会。大家一起商定了座谈会的几条办法：只谈国际国内形势，不谈其他，以免参加的人顾虑；为保证安全，以第一次参加座谈会的人作为基本成员，以后可以由基本成员带人参加；参加座谈会的人以国民党上层人士为主，也邀约教育界、工商界人士，但国民党顽固派和特务不能参加；带人参加的人在政治上对座谈会负责。

就这样，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下，谭平山与陈铭枢、杨杰、朱蕴山、王昆仑、郭春涛、许宝驹、于振瀛、何公敢、甘祠森等人于1943年2月发起组织了民主同志座谈会，以座谈国内外时事为名，宣传抗日、团结各种民主力量。座谈会由郭春涛、甘祠森负责具体组织联系工作，每月开会一两次。

作为座谈会发起人的谭平山，因为目标较大，如果常常进出，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始终没有参加过座谈会。虽然不能亲身参与座谈，但是谭平山与陈铭枢、杨杰等经常联系，时常小范围相约一起讨论，座谈会对于团结与会人士、正确认识抗日战争形势、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8月，参加座谈会的人士认为，建立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以便团结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参加抗日民主运动的条件已经成熟。经过多次交换意见，决定成立一个筹备小组，因组员有10人，后来通称“十人小组”，谭平山被推举为主要负责人之一。筹备定名过程中，因考虑蒋介石要求“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为避免其打击，最终将组织命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5年10月28日，谭平山主持民联第一次全体大会，会议号召“国民党内民主进步的同志团结起来”，要求结束国民党训政，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建议组成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谭平山等7人当选为中央常务干事，主持民联日常领导工作。

民联正式成立后，有了一个比较可靠的阵地，谭平山的信心更足、积极性更高。他曾对人说：“我现在和蒋介石、国民党一刀两断，绝不参加他们的一切活动。他们如果想迫害我，在重庆待不下去，我可以去解放区。”他一改过去躲在幕后与上层人物联系策划的活动方式，时常公开露面，出席各种会议，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各种罪恶阴谋，拒绝参与国民党的一切活动。这使蒋介石如鲠在喉、又恼又恨，对谭起了杀心。有人悄悄告诉谭平山蒋想干掉他，劝他尽快离开。

1946年2月，李济深来到重庆，准备参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谭平山向李济深汇报了民联的情况，希望李济深将来能领导民联。李济深表示愿意将自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和民联联合起来。

南下避险，筹备民革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后形势的变化，大批党、政、军人员流向上海、南京，民联的活动也随之转移。谭平山在重庆主持了最后一次民联中央常务干事会后，民联中央结束了在重庆的工作。

5月28日，谭平山与李济深、冯玉祥等乘民联号轮船从重庆到上海。船上民主人士有900多人，很多民联成员也在这艘船上。为了争取团结更多的民主人士投身到革命斗争中，由冯玉祥出面，在船上发起创办了《民联日报》。谭平山担任总编辑，冯玉祥任社长，每天出一期，《民联日报》成为民联号上旅客每天必读的读物。

到上海后，谭平山同样履行自己要同国民党一刀两断的诺言。他从不到离上海咫尺之遥的南京，拒绝参与国民党的一切活动。为了推动民联人士投入反对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1947年2月，谭平山在上海主持召开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临时中央干事会议，发布报告揭露道：“这些反动分子根本没有实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根本没有执行国民党的政纲政策……他们只是窃据了一块国民党空招牌。”这使蒋介石大为光火。

6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举行的联席会议上提出了“党团组织合并”和“‘戡乱’总动员”两项政治决策，如果有反对国民党的活动“一律格杀勿论”。此时，蒋介石已经准备对谭平山下手了，杀意已现，上海已经不再安全。再次有人给谭平山传递信息，劝他速速离开上海。与此同时，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联名写信，邀请谭平山与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等民联的同志到香港，“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共同筹策一切”，他这才离沪赴港。

抵达香港后，《星岛晚报》以《民主“美髯公”谭平山》为题，介绍他的事迹，回顾了他早期在宣传马列主义、组建广东党组织的经历。《华商报》也派记者对他进行采访，而今皓首银鬓，精神矍铄的谭平山纵谈民主极具信心，介绍此次南下任务，是受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之命，与国民党诸先进筹商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计划。为争取团结更多的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他表示：“对任何同志，不存有任何成见，亦不加以任何歧视”，“只要他立下决心，挣脱了反动集团羁绊，实际参加了民主工作、为人民服务，我们也无不欢迎其合作”。他在香港与李济深、何香凝等人共同筹备国民党民主派的联合组织。

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谭平山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他无比激动，挥毫赋诗《迎一九四八年十韵》，用“众志自成城，衰朽愿执鞭”的诗句表达了自己愿为新中国成立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以笔为枪，投身建国

民革成立后，谭平山以更高的热情投入到民主运动中来，仿佛找到了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撰写文章为革命呼号的激情，连续在《华商报》《群众》上发表多篇署名文章。他号召巩固统一战线、粉碎破坏和平的阴谋，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他支持解放区的土改运动，称之为“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最忠实的实践”；他代表民联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合致电毛泽东，积极响应“五一口号”；他还比较了新旧政协的根本不同，指出“新政协是各民主党派分担革命责任的会议，而不是分配胜利果实的会议”。

不止撰写文章，他还频频参加各种民主人士的集会、发表演说，指明“行百里者半九十”，号召大家继续努力，汲取辛亥革命和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一鼓作气推动民主团结进程。

▲谭平山《适时的号召》一文。

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系列工作已经迫在眉睫。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驻香港的中共组织帮助下，大批滞港民主人士被秘密护送至北方解放区。由于谭平山的积极态度，他与沈钧儒、蔡廷锴等人第一批离开香港奔赴解放区。为了保证每一位北上人士的安全，他们在登船前全都化了装。9月15日，谭平山在香港登上苏联“波尔塔瓦号”轮船，经过16个昼夜的颠簸，终于进入东北解放区，投身筹备建立新中国的工作之中。

1949年6月，谭平山被推选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负责主持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并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代表筹备会第二小组报告了起草经过和主要内容。在他的努力下，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即成稿提交新政协筹委会常委会，对于政协会议的名称、任务、参加单位和代表、全体会议、全国委员会、地方委员会等重大问题都做出了详细说明，奠定了我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框架。

▲谭平山在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起草经过。

6月2日，民革专门召开中央谈话会，讨论组织的整顿和建设的任务，学习讨论周恩来建议的整理和发展组织原则。谭平山在会上指出：“我们是国民党民主派的联合，不是与反动集团的联合。如果这样，对革命不利。”建议组织路线要结合形势，团结更多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为统一思想，加强民革思想建设，谭平山还在民革内部刊物《民革汇刊》上频频发文，他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民革汇刊》创刊号的重要内容，号召民革“党员和全党也跟时代进步”，“时时自己检讨、改正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加强团结，我们是有光辉的前途的”。

不负党的信任，探索建立监察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谭平山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兼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根据新民主主义精神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他开始着手建立人民监察制度、执行人民的监察工作，并梳理建立人民监察委员会组织机构的原则和今后的中心工作。谭平山深感这项工作是党对他的高度信任，虽然年事高、血压高，但他仍然认真负责地与监察委员会的中共组织合作共事，坚持处理人民监察委员会的事务，以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经常提出独到的见解和意见。对于机关、部队、学校和国营企业中，大量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案件，从查证核实到定案处理，谭平山总是不辞劳苦，与监察干部们并肩战斗。

▲《民革汇刊》创刊号。

为创建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监督体制和制度，谭平山不断加强人民监察制度理论研究，深刻总结这一制度的优越性，主张更广泛地动员人民群众监督人民政府机关和一切国家工作人员，以迎接行将到来的大规模国家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光荣伟大的历史任务。1952年10月，谭平山在《各级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要积极参加司法改革运动》一文中，充分肯定了人民监察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并毫不讳言地揭示了监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坚持对人民负责，一丝不苟。1954年，人民监察委员会改为监察部，时年68岁的谭平山才离开了这个繁忙的工作岗位。

由于监察委员会主要负责监察国家公务人员是否履职并纠举其违法失职，谭平山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的家人。

生活中，谭平山非常俭朴，平时以白粥加素菜当餐。据女儿谭宗文回忆，父亲一生常买旧衣旧鞋穿，并自以为乐。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搬到北京工作，为了不给国家增添麻烦，自己掏钱在北京买房子解决住房问题。儿子谭秉文是经济学家，本来有机会出国工作，但谭平山要求他留在国内为祖国服务。据外孙余川广介绍，他还严格要求子女和家属，从不利用特权为家人谋取利益，甚至怕地方政府知道外孙是自己家人而搞特权，刻意不公开联系。

▲谭平山文章。

谭平山是克己奉公的典范。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渡过经济难关，决定发行公债。谭平山不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拥护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一文支持发行折实公债以解决暂时困难，而且以实际行动购买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在他的影响下，夫人孙荪荃在谭平山去世后把北京的房产无偿捐献给了国家。

1954年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谭平山受邀参与我国第一部宪法草案的讨论，他深入地学习和宣传，为能亲身参与到这项人民政治生活的大事中而感到自豪，满怀激情号召大家“让我们以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宪法草案的公布，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作为对宪法草案的献礼。”

1956年4月2日0时20分，谭平山因病在北京逝世。他一生真诚地信任着党，依靠着党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