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范（1905-1996），曾用名屏安，上海金山人，民革创始人之一。1949年后，曾任邮电部部长、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主席、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第七至九届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中国集邮协会名誉会长、中国职工对外交流中心名誉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等职。民革第一、三、四届中央常委，第五届中央副主席，第六届中央副主席、主席，第七届中央主席，第八届中央名誉主席。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至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1949年9月，就在新政协召开前夕的一个晚上，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陈云来到北京饭店，看望参加政协筹备会议的朱学范。陈云告诉朱学范：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希望朱学范在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担任邮电部部长。听到这个消息，朱学范很是吃惊，当即谦辞：自己是一名党外人士，不是共产党员，且年纪只有44岁，这么重要的位置应该由一名德高望重的共产党员来担任比较好。陈云说：你是邮工出身，懂邮政业务，你在1936年就去苏联考察过邮电建设，这件事中央已经定了，请你不要推辞。

一个月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正式任命民革党员朱学范为政务院邮电部部长。年轻的朱学范由此成为新中国首任邮电部部长。

中国劳工运动的领袖，国际知名的工会活动家

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朱学范就已经以中国劳工运动领袖的身份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他是知名的工会活动家，在国际工运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朱学范故居。

朱学范1905年出生于上海枫泾一户普通人家，年少时曾在教会学校接受西式教育、学习英文，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基础。1924年，朱学范参加了上海邮局招工考试被录取，成为一名邮务生。正是邮政系统工作的经历，为他日后从事邮电事业积累了经验。

此后，朱学范相继经历了五卅运动时期工人罢工运动、北伐战争时期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等革命风云的洗礼，并以邮工代表身份参与到邮务工人的罢工斗争中。在大革命浪潮中的锻炼让朱学范认识到工人力量的强大，他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工人谋求福利、争取权益，开启了此后的工人运动生涯。为了让工会组织更好地开展活动，1928年朱学范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学范相继担任了上海市总工会主席、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等职务，是工会组织中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他组织了一系列反日罢工运动，致力于全国工人运动的统一，还组织沦陷区技工内迁后方参加战时生产，举办劳工教育提高劳工技术水平，兴办工人劳工文化福利事业。结合多年的工人运动经验，结合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朱学范形成了“团结劳工、建立联合战线，是劳工的当务之急，同时，中国劳工运动还需要同世界劳工运动结合起来，建立国际工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理念。这样的理念写进了他1936年发表的著名文章《中国劳工运动之前途》中，也在他之后所开展的一系列国内外工人活动中得到了体现。

1936年4月，朱学范受国民党政府派遣，以中国劳工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二十届国际劳工大会。他在大会上用流利的英语发言，大声疾呼改善中国劳工的待遇，引起了各国劳工代表的注意和关切。首次亮相让朱学范在国际劳工界获得了良好的声誉和口碑，加之英语流利、工人运动经验丰富，此后历届国际劳工大会，国民党政府都派遣朱学范出席。朱学范以中国劳工代表的身份在国际劳工的大舞台上宣传介绍中国工人和人民英勇抗战的事迹，揭露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的残暴行径，争取各国工人从物质上和道义上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引起各国工人代表的重视。

1938年，朱学范赴日内瓦参加第二十四届国际劳工大会。当时很多欧洲人对中国军民能够实行全面抗战颇感意外，所以朱学范出席此次会议代表的不仅仅是普通的中国劳工，更是代表能够以弱敌强、坚持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勇敢的中国劳工。当他进入会场之时，出席大会的几十个国家代表给予他热烈掌声表示欢迎。大会期间，朱学范沉痛申诉中国惨遭日本侵略的事实，并举行茶会招待各国劳工代表和记者，放映从国内带去揭露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纪录影片。各国劳工代表对日军暴行极为愤怒、反应强烈，对中国的英勇抗战表示十分敬佩，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支援中国抗战。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继续恶化，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处于严重困难时期。朱学范出席在纽约召开的国际劳工组织非常会议期间，应美国劳工部长柏金斯邀请，向美国劳工部作演讲。朱学范在演讲中介绍了中国工人和人民不畏困难、坚持抗战的真实情况，分析了中国抗战与美国人民安全的关系，大声呼吁美国政府采取有效行动援华制日。美国政府的工作会议，向来不邀请外国来宾，此次却让一个外国工人代表在会议上演说，这是不多见的。

由于连续出席国际劳工大会，在第二十三届大会上，朱学范得到各国劳工代表支持，当选为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候补理事，成为中国第一个被选举进理事会的劳方代表。在1945年世界工联成立大会上，朱学范当选为世界工联副主席、执行委员，这大大提高了中国工会在国际上的地位。朱学范也因此成为国际工人运动领袖，享有很高的声誉。

在国外活动时期，朱学范还相继考察了苏联、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的工会，途中所见所闻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1936年对苏联的访问考察让他印象极为深刻：苏联邮务职工近18万人都参加了工会，工会主办福利事业，负责后勤保障；工人每周工作时间固定，还有15天年休假，可以到工会自建的疗养院或休养所免费休养；工人伤病退休等都有保障。这样的劳动和生活景象与中国工人所处的恶劣的环境和非人的待遇完全不同，着实令人羡慕。朱学范联想到中国工人的实际情况，对孙中山提出的“以俄为师”有了亲身、新的理解，他多么希望中国工人也能享受到如苏联工人一般的劳动环境和待遇！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邮电部部长之职的朱学范率先在全国邮电企业中实行了邮电职工劳动保险制度。

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帮助解放区工会走向世界舞台

在参加国内外劳工运动的过程中，朱学范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有了接触与合作。1935年，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朱学范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劳动协会成为主要团结对象之一。1936年，中共代表李立三秘密会晤了访问苏联的朱学范，二人达成了双方工会联合抗日的默契。

抗战时期，朱学范曾在国内筹备发起一个名为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的组织，希望能够联合全国工人力量统一抗日，使工会成为社会上的一股强大力量。倡议得到了各级工会的积极响应，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也给予积极回应，但国民党当局却并不支持。根据当时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工会法》规定，中国不允许建立全国性的总工会，筹备工作最终失败，朱学范深感失望，也从中看到了国民党对待工人的真正态度。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世界工会运动面临着如何实现统一和如何对待战后世界的重大问题，决定于当年9月在巴黎举行世界工会大会，成立世界工会联合会。6月，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给朱学范发电报，表达解放区职工联合会能够派出自己的代表与朱学范所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共同出席当年9月在巴黎举行的世界职工大会的愿望。朱学范当即赴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表明同意解放区工会请求的态度。

9月，国共双方在重庆谈判之际，周恩来又与朱学范当面详谈了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工会的团结统一问题。周恩来还在谈话后给朱学范写了封信，再次表明“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颇愿以团体会员资格加入劳动协会”，“该筹备会及陕甘宁边区职工联合会亦愿以其所推定出席巴黎世界职工大会之代表董必武、邓发、章汉夫3人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使之成为中国统一的职工代表团。”朱学范在与周恩来的谈话和来信里，深切地感觉到与解放区工会代表组成中国工会统一代表团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他决心去争取实现。

不久，朱学范又在重庆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向朱学范讲述了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深刻阐述了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各项主张，并对中国劳协筹备与解放区工会团结合作、共同开展国际活动给予肯定。他用郑重的语气对朱学范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我支持你们。”在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中，朱学范增强了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努力奋斗的决心和信心。通过与国民党当局不断据理力争，国民党迫于国内外形势和舆论的压力，最终同意让中共党员邓发参加中国劳协代表团。国民党当局对解放区工会组织的封锁就此被打破。

在朱学范的帮助下，邓发成功出席了当年9月至10月间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二人携手步入大会会场，各国工会代表热烈鼓掌以示欢迎。朱学范让邓发在会上代表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发言，以便让世界各国工会代表全面了解中国解放区工人的斗争和生活状况。邓发向全世界工人阶级介绍了中国工会的八项主张，表达了中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建设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的坚强意志，并表达了要改善工人的劳动生活状况、争取工会权利的强烈意愿，这受到世界各国工会代表的热烈欢迎，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

在这次会议上，朱学范当选为世界工联副主席、执行委员，邓发当选为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委员、理事会理事，中共党员刘宁一当选为世界工联候补理事。会后，邓发向朱学范表示，此次中国劳动协会同解放区工会组织的代表团一同出席世界职工大会，不仅是在形式上向世界各国工人表示了中国工人的团结，“而且由此奠定了中国职工团结统一的基础”。

▲1945年，朱学范（左一）和邓发（右二）参加了世界工会代表大会。

朱学范帮助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工会走向了世界舞台，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则对朱学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段真诚合作、并肩战斗的经历对朱学范在其后工人运动中坚持团结统一、坚持国共合作、反对破坏工人团结运动、反对阻挠国共合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朱学范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作出了选择，自觉走上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

投身反内战反独裁斗争，参与民革创建

解放战争时期，除了投身工人运动，朱学范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反内战、反独裁的国内民主运动中，参与创建了民主党派之一的民革，成为一名民主党派人士。

抗战胜利后，追求和平、追求民主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与解放区工会的合作中，朱学范对国内当时迷离复杂的战后局势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结合自己多年工会运动的亲身体会，认识到工人运动与民主运动联系紧密，“工人运动从本质上说，就是民主运动”，“民主政治不能实现，工人运动就没有发展的日子”，“工运的前途和民主运动的成败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更加坚定了中国工人运动团结统一的信念，强烈认为中国劳协应适时明确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表明对时局的态度和战后工会运动的根本要求。为此，朱学范以解放区工会的主张为基础，起草发表《中国劳动协会二十三条政治主张》，表达了对政局的主张和中国工运界的要求。这个文件被认为是中国劳动协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性文件，一经发表，便在国内劳工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民主界人士对此发表谈话，国际工人组织有关人士也给予了关注，但却招来了国民党当局及顽固分子的颇多指责。

1946年2月10日，重庆发生较场口事件，国民党当局为了掩盖暴行，诬陷中国劳协是破坏会场的“暴徒”和“打手”，要求政府惩办朱学范等人。朱学范目睹了国民党特务的暴行，表达了强烈抗议。中国劳协为争取民主而坚决斗争的立场，得到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广大工人的支持。

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朱学范积极投入到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国民党当局对朱学范的政治态度和活动越来越忌惮，为了迫使朱学范屈服，开始威逼利诱、制造事端、捏造罪名，甚至刺杀破坏。

8月6日，国民党重庆市总工会在警察局刑警队的配合下，“接收”了重庆工人福利社、中国劳动协会分会等单位，并逮捕福利社干部和工会会员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重庆八六事件。

11月，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由于朱学范是国内劳工界选出的“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党当局极力拉拢他参加大会，并要求朱学范把解放区工会从中国劳动协会中排挤出去。朱学范经过认真考虑，毅然决定不参加会议，并离开上海到达香港，还发表了一份公开反对国民党当局反共、反对国民党当局排斥解放区工会出中国劳动协会的声明，表明他决心与国民党当局分道扬镳。

国民党当局派出特务到香港对他进行暗害，使其遭遇“车祸”受伤住院。为了打压朱学范，破坏他在国际上的声誉，国民党当局还开除了朱学范的国民党党籍，吊销了他的护照，给他扣上“贪污美援”的罪名，进行通缉。

身在艰难处境中的朱学范，得到来自国内外各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有力声援与支持，朱学范更加增强了与国民党当局决裂的决心和勇气，并继续为争取民主、为维护中国工人运动的团结统一而斗争。

▲1946年11月，朱学范在香港遭特务暗算受伤后住进玛丽医院。

在香港期间，朱学范会见了中共华南局负责人，还同民主党派人士，特别是与何香凝、李济深等著名的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密切接触。朱学范想，如果能把这些同样反对内战、反对独裁、渴望民主与和平的国民党爱国军政人员组织起来，在国民党内部进行反内战、反独裁斗争将更为有利，而自己则可以利用在劳工方面的影响，追随李济深、何香凝等国民党民主人士一起奋斗，并积极推动劳工方面的合作，共同进行斗争。于是他投身参与到民革的筹备组织工作中，积极联络各方，做了很多工作。

1947年7月，根据筹备工作安排，朱学范在欧洲参加完有关会议活动后，绕道赴美与在旧金山的冯玉祥会面商谈，就成立革命组织的问题征求冯玉祥的意见。冯玉祥非常同意成立一个革命组织，认为要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改变国民党当局的错误政策，必须联合国民党内的爱国力量，同时提出希望李济深主持工作便于联合国民党内部爱国力量。朱学范同意冯的观点，但特别强调组织成立以后要团结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避免一成不变地将国民党党员划成“左”“右”两派，如此才能分化国民党，有利于推翻国民党当局。冯玉祥还根据谈话内容写了一封信，托朱学范带回香港送给李济深。8月底，朱学范从美国回到香港，把冯玉祥的信交给李济深和何香凝，并汇报了见面情况，李、何对冯的各个观点都表示赞同。此后，朱学范全力投入到民革组织的筹建工作中。

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宣布成立。朱学范因去巴黎出席参加世界工联执行局会议，未能参加成立大会，但仍被选为常务委员，并任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注：由于朱不在国内，组织工作实际由副主任委员陈汝棠负责）。朱学范在伦敦得知民革成立的消息后，立即发电报表示祝贺。并于1948年1月8日在伦敦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首次使用“爱国统一战线”一词，号召全国工人采取有效行动进行斗争，拥护消灭蒋政权的民主革命运动，拥护土地改革，拥护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反对美国政府的魏德迈计划及马歇尔计划。1月12日，朱学范还以中国劳动协会的名义向世界工联执行局送交提案，要求世界工联采取措施反对马歇尔计划。

明确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与新中国建立

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1948年2月28日，朱学范在刘宁一等人陪同下取道苏联回国，来到哈尔滨，进入东北解放区，受到了李立三等人的热烈欢迎。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开始战略反攻，但两党军队的战斗依然激烈，究竟谁胜谁败形势并不明朗。所以表明立场，统一民革全党尤其是领导人的认识，变得越来越重要。

到达解放区第二天，朱学范向毛泽东、周恩来发出电报，表示完全同意并拥护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中国共产党并肩作战，参加伟大的革命斗争。李济深后来称赞这份电报是第一份代表民革向中共中央领导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电报。很快，毛泽东和周恩来向他发来复电表示热烈欢迎，对他能够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奋斗表示佩慰。接到复电的朱学范感到鼓舞和欣慰，心情愉快，他对《东北日报》记者坚定地表示：“中国内受蒋贼外受美帝双层压迫的各民族、各阶层及各种职业的人民，只有在中共及毛主席领导之下，方能完成彻底解放自己的历史伟业。”“在反蒋的斗争中，绝无中间路线可循。”“今后愿在毛主席指导之下，与解放区军民一道，为粉碎蒋政权，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到底。”香港《华商报》刊登了《东北日报》这篇对朱学范的采访报道，在香港的民革同志受到积极影响，思想有了很大触动。

为了了解解放区的情况，朱学范先后到东北多地的农村、工厂、煤矿参观学习。他在绥化县住了10天，又到佳木斯、牡丹江等城市参观考察煤矿、发电厂等轻重工业生产。东北资源丰富，但在抗战胜利前夕被日军大举破坏，生产陷入停顿。解放区军民在短时间内就将受损的工厂修复起来投入生产，产量比日据时期还多。工厂干部大都来自于工人，他们与工人共同劳动生产，工人的劳动热情高涨，为支援全国解放而积极投入生产。朱学范还到农村考察了当地农民生产、生活情况：农民有土地、房子、牲口，有副业生产，农村的各类生产生活都是农会在负责，干部都是用民主方式选出来的，根本看不见地主压迫农民的现象。这样的生产生活场景与国统区里工人农民被压迫的境遇（如征兵、征税）完全不同。对比如此强烈，朱学范不得不心生感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朱学范故居展示的毛泽东、周恩来于1948年3月4日给朱学范的欢迎电报。

▲1948年，朱学范在东北佳木斯五一纪念大会上讲话。

经过一个多月深入实地的了解，朱学范被东北解放区的新气象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深深感染，感到非常兴奋，并产生了新的政治见解。他写信给李济深，汇报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同时明确表明民革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想法：“在今天民主革命斗争中，只有由中共坚决领导才能得到革命最后的胜利。不但如此，将来革命胜利后，在民主建设中，中共是第一大党来领导建国工作。”李济深回信表示赞成。这样的认识对于刚刚成立的民革及其他民主人士认清形势、树立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念，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1948年4月30日，朱学范在哈尔滨看到了中共中央为纪念五一劳动节而发布的“五一口号”，表示完全拥护赞同。8月1日，朱学范出席了在哈尔滨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此次大会恢复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实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大团结，中国劳动协会作为团体会员加入总工会，这正是朱学范长期以来为之不断奋斗的目标与夙愿，朱学范在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会后，中国以统一团结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加入世界工联，这是对世界工联的极大支持，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

1948年10月，随着香港北上的民主党派人士陆续到达东北，新政协筹备工作开始进行，从而揭开了民主党派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历史新篇章。朱学范也投身到这项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工作之中。

▲朱学范担任邮电部部长期间的工作证。

朱学范代表民革与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等人就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对一些重要事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新政协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必须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否准许“少数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参加，得视形势发展审慎商议，其用意即要给国民党开明人士及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人士打开大门，取得新政协的大团结和大成功。朱学范等7人还提议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将“平津教授”改为“全国教授”；将“南洋华侨民主人士”改为“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将“无党派民主人士”列为一个单位。这些意见几乎全部为中共中央所采纳。

1949年2月25日，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人陪同下，朱学范等35名民主人士从沈阳来到北平，受到热烈欢迎。随后，他参加了为迎接上海解放的经济问题座谈会，结合自身的经验就劳资问题发言；还积极投入到起草共同纲领小组的繁重工作中。也就在这时，鉴于朱学范的经历与影响，中共中央决定由他出任邮电部部长一职，主政新中国的邮电事业。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朱学范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界别代表，他在会上发言。回想自己在工人运动中进行的艰苦斗争，展望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和即将开启的新事业，朱学范不禁心潮澎湃。他表达了中国工人阶级对争取革命最后胜利和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信心和决心。

10月1日，朱学范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见证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朱学范的人生如同整个中国历史一样，翻开了新的一页。与此同时，这样的翻页也宣告着，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在经历了旧时代到新时代的伟大变革中，朱学范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归宿。40年后，朱学范当选民革中央主席。80多岁的他依然反复告诫民革全党，一定要真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继承和发扬民革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优良传统：“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民革的今天，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民革的前途。”

1949年10月19日，朱学范接受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任命，出任邮电部部长，在邮电部部长一职上任职至1967年，时间长达18年。在他的带领下，广大邮电职工克服困难、努力奋斗，新中国邮电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