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武｜参加北平和谈，推动新疆和平解放
屈武（1898-1992），字经文，陕西渭南人，1952年加入民革。1949年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新疆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市长，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参事室副主任，孙中山研究会名誉顾问，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常委，第五届中央副主席，第六届中央副主席、代主席、主席，第七届中央名誉主席。第一、二、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至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公开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蓄势已久的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国民党统治地区全力出击，以尽快解放全中国。在这个关键时刻，回到南京复命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顾问屈武，辞别了岳父于右任，匆匆登上了国民党军用飞机，辗转赶赴局势复杂的新疆。他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是受到周恩来和张治中的嘱托，准备以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即今乌鲁木齐市）市长的公开身份，推动新疆尽快实现和平解放。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统一战线秘密工作
1919年五四运动中，21岁的屈武作为陕西学生代表赴京请愿，以头碰壁，血溅总统府。同年8月，孙中山亲自指派于右任、邵元冲作介绍人，破例吸收屈武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1月，经王若飞、刘天章介绍，屈武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李大钊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1926年1月，屈武前往苏联，先后在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27年8月1日，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之际，屈武密切关注国内局势的发展，与毛泽东、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邓颖超等22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发表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行径，继续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37年7月，滞留苏联已达12年之久的屈武坚决要求回国参加抗战。1938年10月，他如愿以偿，辗转抵达了重庆。
1939年1月，在王炳南安排下，屈武在曾家岩50号见到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虽是初次见面，但周恩来那浓浓的剑眉，炯炯的目光，亲切的笑容，从容的举止，潇洒的风度，深深地吸引了屈武。屈武向周恩来提出恢复党籍和上前线带兵打仗的请求。周恩来没有正面回答屈武的请求，而是请他思考一个问题：“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江河湖海，都有它们各自的位置。在革命的阵营里，每个革命者都有他各自的位置……你的最佳位置在哪里呢？”周恩来认为，以屈武的学识和经历，特别是独特的社会关系，还是留在党外，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为好。他告诉屈武：“中国革命有多条战线，统一战线就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战线，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次会谈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使屈武豁然开朗。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干一番事业，不辜负党组织和周恩来的信任和期望。这次会面也给屈武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从此，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屈武开始在统一战线这一特殊战线从事秘密工作。
屈武的岳父于右任先生是国民党元老，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周恩来曾专门就于右任的问题与屈武长谈。他说：“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但是在国民党内部，他还不能算是一位真正的左派。他态度不坚定，旗帜不够鲜明。”他告诉屈武，要爱护于右任先生，要“在政治上帮助他，帮助他认识两党合作、团结抗战的重要性，对这方面发生的重大问题，要有正确的理解和积极的态度”。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屈武在重庆期间一直生活在于右任身边，适时地向他讲述时局发展的实际情况，使于先生在此后国共两党的多次冲突中，不受顽固势力蒙骗，仗义执言，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屈武与妻子于芝秀合影。
屈武与蒋经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并于1925年6月结拜为兄弟，在留苏期间结下深厚情谊。1939年3月，国民党在重庆设中央训练团，轮训高级干部，屈武第一批受训，结业后留在团部任训育干事。恰逢蒋经国作为第三期学员来重庆受训，这是两人在苏联分别9年后的第一次相逢，激动之情，难以言表。这年夏天，屈武应蒋经国之邀，前往赣南考察。在赣州郊游之时，二人以“建千秋功业，为青史留名”相期。1941年，蒋经国调回重庆，两人时常聚会，交谈甚为投机。
“皖南事变”后，为减少革命力量的损失，更有效地团结国民党内坚持国共合作、拥护抗日的力量，根据周恩来指示，屈武与王昆仑、许宝驹、王炳南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小民革）。这是一个由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的外围革命组织，由一部分中共党员、爱国民主人士、国民党左派以及在国民党政府内担任较高幕僚职位的革命人士组成。屈武是该组织的重要发起者和领导成员之一。屈武的住所重庆领事巷10号康心之公馆是该组织负责人研究问题、商讨工作的重要场所。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屈武利用各种机会发表演讲、撰写文章，分析苏德战争的发展趋势，对喧嚷一时的反共、反苏论调，予以有力驳斥，被时人誉为“论断苏德战争之权威”。1944年2月，屈武将部分演讲文稿和文章汇集成《论苏德战争》一书在重庆出版，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军事著作。屈武在结语中表示，出版该书的目的，意在促进国共合作、全民抗战，鼓舞人民士气，同时也为了给胜利之后从事各种改革和完成建国大业，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
1944年3月，蒋介石突然召见屈武，命他到陕西省去担任建设厅长。屈武觉得这会影响自己在重庆所开展的工作，表示拒绝。蒋介石马上大发脾气，用手拍着桌子，声色俱厉地说：“这是命令！”屈武将情况及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认真思考后说：“这件事看来已无可挽回，只好赴任。”在陕担任建设厅长期间，屈武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与设在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做了必要的秘密接触，并通过八路军办事处帮助多批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奔赴延安，还与杜斌丞、杨明轩等组成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西北小组（杜斌丞任组长），指导陕西和西北地区民主人士的抗日斗争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活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2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应邀亲赴重庆，与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共商建国大计。31日下午，毛泽东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与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负责人座谈，屈武参加了这次座谈，还有幸与毛泽东进行了彻夜长谈。毛泽东与屈武谈论于右任先生和他的诗词、书法，谈论蒋经国先生。屈武明显地感觉到，毛泽东对这两个人如此感兴趣，大概是因为这两个人就像是两扇窗户，透过这两扇窗户，可以掌握国民党上层的情形吧。在重庆的43天中，毛泽东广泛地接触了各党派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在众多接触和交谈中，毛泽东与屈武、王昆仑等中国民主革命同盟领导人的谈话，是时间最长、最为投机的一次，是一次破例的彻夜长谈。毛泽东、周恩来后来多次提到这次谈话，称在重庆期间谈得“最相得的”就是小民革的这些朋友，认为他们对党的政策了解得透、理解得深，在政策方面最容易说得通。
▲位于重庆市渝中区领事巷的康心之公馆，屈武曾在此居住，是“小民革”活动地。
参与迪化和谈，推动释放被押共产党员
1944年9月，新疆北部乌拉斯台地区爆发民族起义，民族军占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史称“三区革命”（又称伊宁事件）。1945年8月，民族军进逼迪化。蒋介石力图和平解决新疆问题，于是派出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与三区代表在迪化进行谈判。经张治中推荐，蒋介石同意屈武作为代表团成员参与迪化和谈。和谈期间，屈武作为张治中的得力助手，尤其在寻求苏联调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迪化和谈历时8个月，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1945年10月至1946年1月），双方签订《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暴动区域人民代表之间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之条款》及《附文一》；第二阶段（1946年4月至6月），双方在《附文二》上签字。伊宁事件由此得到和平解决。伊宁事件和平解决影响重大而深远，特别是为三年后新疆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在随后成立的新疆联合省政府中，屈武被任命为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市长。
此次前往新疆，屈武还肩负着一项特殊使命。出发前往新疆前两天，即1945年10月12日晚上，屈武到曾家岩50号向周恩来辞行，周恩来严肃而诚恳地叮咛道：“你到新疆去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要办。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关押了100多名中共党员，到现在还没有释放出来。今天下午，我已经向文白先生（即张治中）提出，请他到新疆后，务必贯彻《双十协定》中关于释放政治犯的条款，把这些中共人员释放出来，并安全送回延安。”考虑到这次新疆和谈任务艰巨，担心张治中遗忘这件事，周恩来再三叮嘱屈武：必须随时提醒文白先生，切实帮助他解决好这一重大问题。
由于和谈进展得极为不顺利，张治中无法分心营救中共党员。在屈武的一再提醒下，张治中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由屈武一面参加和谈，一面帮他着手处理释放中共人员事宜。屈武即刻代表张治中前往迪化第四监狱探望中共已故领导人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和女儿瞿独伊。屈武详细询问了她们在狱中的情况，告诉她们要注意身体，并转达了周恩来夫妇的问候。屈武将狱中人员情况，及时向张治中作了汇报，并提出如下建议：一、提高伙食标准；二、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凡造成人命事故者，一律军法从事；三、合并男女监，允许亲人团聚，允许在狱内自由活动；四、取缔地铺，安装火炉，增加被褥、棉衣；五、供给报纸，代购书刊；六、发给部分零用钱。张治中表示赞同，立即下令实施，使中共人员的处境大为改观。
1946年1月，张治中返回重庆，代表国民党政府参加军事三人小组，监督国共双方《停战协定》执行情况。屈武也同机返回，向周恩来讲述了新疆被关押中共人员的情况。周恩来对他们表示感谢，并强调要抓紧当前有利时机，一鼓作气去完成这项工作，以免夜长梦多。
▲在新疆监狱关押的孩子们到延安后的合影。
1946年4月初，屈武随张治中返回新疆。此时张治中已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不仅是中央政府代表，还是地方军政长官。张治中深感释放中共人员一事不能再拖了，即与屈武共同拟定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要求蒋介石尽快批准释放被关押的131名中共人员。电报指出：“委座在一月份政治协商会议上宣布的四项诺言中就有释放政治犯一条。对此，三区方面甚为关注，反响强烈。若不释放，很难取信于民，尤其会对和谈协议造成直接不良影响，甚至很可能前功尽弃。”在内外形势的迫使下，蒋介石不得不于5月10日复电同意释放在押的中共人员。
1946年6月10日，被囚禁数年的131名中共人员重获自由。屈武代表张治中前往送行。他在欢送词中特别说明：“这次各位得以释放，第一要感谢毛泽东先生，他在重庆谈判时，就提出了释放政治犯的问题，并且坚持把这一条写入《双十协定》；第二要感谢周恩来先生，在重庆时他反复给张文白先生和我交代，要我们设法尽快释放被囚禁的中共人员；第三要感谢张文白先生，他真心拥护国共合作，为释放各位，颇费周折，出了大力。至于我个人，只不过是受周恩来先生之托，受张文白先生之命，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不足称道。”7月11日，在张治中、屈武等人的周密安排下，这批中共人员历尽艰险，辗转6000余里，安全抵达延安。
不经过任何谈判，不履行任何手续，不附加任何条件，一次释放131名中共人员，而且派人安全护送回去，这在国共关系史上是一个奇迹，是一曲不朽的壮歌。周恩来后来说：“当年释放在新疆的共产党人，这在国共关系史上是空前的，绝无仅有的。”屈武为协助张治中完成这一壮举而由衷地感到自豪。在返回延安的这批中共人员中，有的成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如马明方、张子意、高登榜等；有的成为新中国空军的中坚和骨干，不少人担任新中国空军的高级领导职务，如谢良、方槐、吕黎平等；许多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承担国家政府部门及科技、文化、卫生、教育部门的重要工作，如杨之华、沈谷南等，为新中国建设作出了贡献。
参加北平和谈，推动新疆和平解放
1948年冬，内战胜败之局已定。1949年元旦蒋介石通电下野，避居奉化溪口。1月22日，“代总统”李宗仁在南京发表声明，愿在中共所提八项条件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3月24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正式组成。4月1日，屈武作为顾问随代表团飞抵北平。国共双方代表团经过半个月的反复磋商，于4月15日就拟定的8条24款的《国内和平协定》达成协议。国民党代表团推举屈武与黄绍竑携带《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回南京复命。
4月16日凌晨4点，屈武返回南京前，周恩来专门找他谈话，提醒他：“国内实现和平的希望很小。如果决裂了，你要赶快回到新疆去，策动那方面的部队起义，尽量使人民少受或不受损失。看来全面的和平是办不到了，但我们期望出现一些局部地区的和平。”张治中也嘱托屈武：“《国内和平协定》很可能不被李宗仁他们接受。南京复命后，希望你迅速返回新疆，与陶峙岳将军、包尔汉主席密切合作，为实现那里的和平转变作出贡献。新疆必须是和平的新疆，新疆必须是没有流血和战火的新疆，我们必须确保新疆金瓯无缺。”
4月21日凌晨，国民党政府复电和谈代表团，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北平和谈全面破裂。解放军随即突破长江防线，南京、武汉、上海相继解放。当日，于右任被劫持到上海，屈武陪同于先生到沪。几日后，恰逢国民党甘肃军区司令郭寄峤奉命回甘肃布防，特向于先生辞行，屈武趁机告别于先生，搭乘郭的专机飞抵兰州，然后搭乘便机辗转回到新疆迪化。
屈武返回迪化后，全力投入到筹划新疆和平解放的工作中去。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和张治中的嘱托，屈武会同刘孟纯（时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新疆省政府秘书长）、刘泽荣（时任新疆外交特派员）一起，积极协助陶峙岳（时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司令）、包尔汉（时任新疆省政府主席）起义。在艰巨复杂的环境中，他们分头做国民党部队中上层将领的工作。屈武还应邀到新疆学院、汉族文化促进会等处发表演讲，进行舆论准备。他讲述了北平和谈的经过，谈了在北平的所见所闻，深刻阐述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并赞扬张治中的和平主张，指出“新疆只有走和平解放的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屈武的言行，激起反动势力的仇恨，他们写信恐吓屈武，并附寄两枚子弹，以示威胁。反动将领马呈祥甚至扬言“屈武不除，迪化不宁”，多次派特务暗杀屈武，但未能得逞。7月22日，陶峙岳返回迪化，开始策划起义的实质性工作。此后，新疆军、政负责人之间进行了多次沟通，就许多重大问题达成共识，为新疆和平起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屈武多方奔走，出力颇多，受到陶峙岳、包尔汉的赏识和信任。7月底，张治中从北平给陶峙岳发来电报，特意发新疆省政府收转，希望陶将军根据形势发展，与包尔汉、屈武共商对策，共推和平起义进程。
8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攻克兰州。9月5日，解放西宁，形成进军新疆之势。此时，屈武与陶峙岳、包尔汉、刘孟纯等策划的和平起义工作已到了最后阶段。9日，屈武在迪化市各界庆祝第八届体育节暨儿童体育杯篮球赛开幕典礼上大声疾呼：“新疆必须是和平的新疆，不是流血与战争的新疆，希望大家……以不怀疑的信念，不动摇的决心，拥护陶副长官、包主席正确的领导，使新疆走向光明的道路。”9月中旬，蒋经国给屈武发来急电：据云迪化正进行局部和平运动。遥望西北，唯有痛哭而已！蒋经国要屈武“以党国事业为重，盼大力挽回变乱之局，设法保存新疆”。屈武不为所动，回电表示：“中山先生尝言，顺乎世界之潮流，适乎人群之需要。今新疆和平解放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焉能阻挡。人各有志，恕难从命。”
1949年9月25日，以陶峙岳为警备司令的国民党驻新疆部队发布起义通电，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26日上午，以包尔汉为主席的新疆省政府发布起义通电，决定与国民党广州政府断绝一切关系，听候中央人民政府使命。28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嘉勉，要他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设新新疆而奋斗”。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新疆全境实现了和平解放，新疆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新疆起义从酝酿到最后实现，经历了半年多极其复杂的斗争过程。紧要关头，屈武几乎牺牲了性命。但为了对党、对人民负责，屈武仍不辱使命，全力以赴地促其实现。新疆宣布起义后，屈武受包尔汉、陶峙岳委派，担任欢迎人民解放军进疆代表团团长赴甘肃酒泉，受到彭德怀（解放军总部副总司令）、王震（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王恩茂（解放军第一兵团政委）的热情接待。屈武向他们汇报了新疆起义经过，通电起义后的形势，表达了新疆各族人民盼望解放军早日进疆的心情。在屈武所率欢迎代表团的引导下，人民解放军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浩浩荡荡进驻新疆。
毛泽东对屈武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接见屈武时说：“你在新疆做了两件大好事，一是协助张治中释放了131名中共人员，二是策动新疆和平解放，这两件事都是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的。”“新疆是个好地方，是全国最大的一个省区，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拥有14个民族，占到全国56个民族的四分之一。英美帝国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早就把新疆看成是一块肥肉，虎视眈眈，垂涎三尺。这么大片的国土，这样众多的民族，没有经过战争，没有经过流血，没有被分裂出去，而是和平地回到人民的怀抱，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值得大写一笔。”
从新疆到北京
1949年12月1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屈武任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市长。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屈武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3月，屈武奉调入京，历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参事室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匈友好协会会长等职，为国家建设和加强中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到北京后，屈武再次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特别是国家新建不久，一切规章制度都需要重新修订，起草规章和法律的重任就落在了参事室。屈武具体负责参事室工作，法律草案也多由屈武和几位副秘书长共同审查。审查工作常常是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屈武虽废寝忘食，也不以为苦。除参事室外，屈武还负责保密工作。除政务院本身的保密工作外，还要指导中央各部门及各大区的保密工作。因工作繁忙，屈武曾多次申请参加抗美援朝及土改运动，但均没有得到批准，未能如愿。
1954年9月，屈武转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分管图书出版，并担任编译室主任，同时兼任预算委员会委员，参与对政府预决算的审查工作。人大常委会外宾接待的具体工作，也多由屈武负责。除在京组织宴会、接见、游览外，屈武还曾陪同印度、巴基斯坦、日本、罗马尼亚等国议会代表团到各省市参观访问，并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秘书长应邀赴荷兰、苏联等国进行访问，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屈武赴浙江奉化祭扫蒋经国生母墓时的留影。
5301020200119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