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昆仑｜周总理称他为“不管部部长”
王昆仑（1902-1985），原名汝玙，字鲁瞻，江苏无锡人，民革创始人之一。1949年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北京市副市长等职。民革第二至四届中央常委，第五届中央副主席、代主席、主席，第六届中央主席。第一至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45年5月10日，是雾都重庆少见的一个晴朗的日子，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进入第6天。上午8时许，会议在浮图关某礼堂举行，会场内步履杂沓、人声喧嚣，有一人未与旁人寒暄，独自步入会场，坐在自己的代表席位上，默默地思索着……
他是谁？他在思索着什么？他又将会干什么？
为抗日质询蒋介石
终于等到审议军事报告的环节，这人一脸肃然地站起来，向大会主席程潜提出：“我要发言质询。”程潜循声往台下一看，说道：“是王昆仑委员，请发言。”
此人正是王昆仑，他单刀直入地连提三条质询：
“抗战已经14年，前线军民流血牺牲，西北大后方却屯兵数十万，为什么不开出去打日本？”
“中国是盟国之一，现在盟军正在大举反攻，我们却连遭败绩，政府对协同盟国作战，有无周密计划？”
“第十军方某，在衡阳兵败被俘，只身回渝，招摇过市，据说是负有特殊使命，被敌方有意放回来的，现在道路传言，报章争载，希望军事当局有个明白回答，以释群疑。”
三项质询重若金石、掷地有声，仿佛是在全体代表面前揭蒋介石的秃疮，激起了会场的轩然大波。会议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与会者纷纷窃窃私语，大会秘书长吴铁城则使劲地在台上敲着木榔头大喊：“大家安静，大家安静……”
这时，有人将王昆仑在会场质询的情况报告给没有出席这天会议的蒋介石。上午11时50分，快到散会时间，蒋气急败坏赶到会场，怒冲冲地走到大会主席台，声嘶力竭地骂道：“你王昆仑是不明真相，还是蓄意攻击？你污蔑我方军长，就是污蔑我们全体抗日将士……你现在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你公然在国民党的大会上，替共产党说话，你像国民党的代表吗？……简直是共产党的代表！……你王昆仑吃国民党的饭，在家里暗通共产党，你以为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吗？”
暴跳如雷的蒋介石已无法控制自己，头上青筋暴绽，骂了一个多小时还余怒未消，言辞中浙江土话频出。台下国民党右派高喊：“拉出去枪毙！拉出去枪毙！”
王昆仑却神色自若，昂然站了起来，收拾好文件，整整衣服，正气凛然地走出了会场，以此表示他无言地抗议。这件事轰动了整个社会，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经幽默地评价说：“十年中委无人知，一骂成名天下闻。”毛泽东闻知此事，赞誉王昆仑为英雄，言人不敢言，为人之不敢为，殊可钦佩。
王昆仑不仅痛恨蒋介石的独裁，更敢于直接揭露其短，这在当时是出了名的。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反对蒋介石，早在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期间，王昆仑就因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当面顶撞。
当时，潘汉年等代表陕北党中央起草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蒋对此信极为不满，在会上问冯玉祥是否知道，冯当即表示早知道，蒋追问是怎么知道的，冯说是王昆仑给他的。蒋转而厉声责问王昆仑是怎么知道的。王昆仑镇定地说：“这封公开信早就送报馆了，我是听他们说的。”蒋又厉声追问：“那你一定也读过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了吧？”王昆仑毫不相让：“据我所知，岂止是我王昆仑一人读过《八一宣言》？蒋委员长您不是也读过吗？”蒋无言以对，气得拂袖而去。
一个月之后，蒋介石被冯玉祥质问为什么不把中共《致国民党公开书》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传达，蒋听了一愣，反问冯玉祥：“这件事你是怎么知道的？”冯答：“我是听王昆仑说的！”
蒋愤怒地责问：“又是你王昆仑！你又是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消息的？”王昆仑不慌不忙地说：“我是从法国出版的中文报纸《巴黎时报》上看到的。”蒋训斥：“堂堂的国民党候补中委，为什么专看外国的报纸？”王昆仑再次反问：“中山先生亲自制定的国民党党章有没有规定国民党党员不允许看外国报纸？”蒋张口结舌，再次无言以对。
王昆仑的行为，特别是为了抗日的三次当面质询，让蒋介石非常记恨。他不仅常常被跟踪、监视，甚至被列入了国民党特务的抓捕和暗杀的黑名单，但他无所畏惧，依然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推动抗日。
两见孙中山，加入国民党
王昆仑年少时就曾苦苦探寻救国、革命之法。他出身名门，是东晋书圣王羲之67代孙。王家世居名门望族，直到王昆仑出生时，还是无锡八大家之首。他的曾祖父王恩授，于清咸丰五年中举，曾受过同治皇帝的嘉奖。祖父名忠荫，官居三品，父亲王心如先后历任山东平原、海丰等县的知县及无锡税务所长，母亲亦出身名门。王家世代重视文化知识学习，既是官宦之家，又是书香门第。
年轻的王昆仑在乱世中很早便接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他认为追随孙先生革命才是救国救民的出路。1922年末，王昆仑组织北京学生代表团秘密赴上海寻求上海各界对北京学生运动的支持。当时的王昆仑是一个“向往革命而又不知道如何‘革’法”的热血青年，他非常希望可以见到孙中山，请孙先生给予指导。
▲位于无锡鼋头渚公园内的王昆仑故居及塑像。
幸运的是，王昆仑等人在莫里哀路孙中山的私邸见到了孙中山和宋庆龄，亲耳听到了孙中山对于他们进行革命的指导：“你们的斗争，也不是北京一个地方的事，而是全国人民的斗争……”此时，孙中山已经认识到，要推翻北洋军阀政府，不能依靠南方军阀，也不能依靠这支军队进行北伐，同时还必须在北方特别是北京开展各界人民反抗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动摇北洋军阀政府的基础。孙中山先生的一席话，给王昆仑等人指明了斗争的大方向，使他豁然开朗。
这次与同学们一起面见孙中山，让王昆仑非常兴奋，但是他觉得还不够，还有很多不便于当场请教、许多当时还不能搞清楚的革命道理，他希望能单独拜见孙中山先生，再次请其予以指点。
过了几天，王昆仑寻求孙中山秘书国民党元老谢持的帮助，希望谢持能再次引荐。谢持非常感动于王昆仑的诚挚，答应帮忙联络。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1922年12月底，孙先生在百忙之中不仅再次约见了王昆仑，还挤出时间与之长谈。当得知王昆仑还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孙中山欣然引荐其加入中国国民党。
回到北京后，王昆仑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在北京学生中广泛联络革命同志。在王昆仑的努力下，他在五四运动后组织曾与同学一起成立的民治主义同志会全体成员加入国民党。这个以王昆仑为核心的秘密国民党支部是北京大学学生中的第一个国民党支部。王昆仑在积极、秘密的发展国民党党员的同时，又奋发研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代表著作，为之后参加革命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集结国民党内爱国力量
正是对革命的执着追求，推动王昆仑一路前进。重庆的中共党组织在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准备建立一个党的外围组织，以便了解国民党高层的动态，配合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工作。考虑负责组织联系工作的人选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王昆仑。
早在白色恐怖严重的1933年，王昆仑已经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既是受周恩来、董必武直接领导的中共秘密党员，又是国民党内素有影响的著名人士，还身居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和立法委员的要职，活动平台比较大，无疑是合适的人选，由他来团结进步力量，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组织上十分放心。
这个中共外围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于1941年夏正式成立，定名中国民族大众同盟。王昆仑与许宝驹、王炳南等发起人，被推选为主要负责人。一年后，组织改名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1948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为了相区别，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为“小民革”。
小民革成立后，王昆仑根据工作需要，谨慎地、有计划地发展组织。王昆仑在重庆还秘密筹办并主编了刊物 ——《人民观察家》，亲自执笔撰写每期的评论文章或者重要报道，他在文中介绍中共的方针、政策和主张，帮助成员分析形势、认清方向、明确任务，有时他还会同汪季琦相商量，以达到更好的效果，如果赶上忙时，他则坚持口授，再请他人记录整理定稿。
小民革中既有中共党员参加，又有民主党派成员参加，是一个不公开的秘密政治组织，活动起来多有不便。为了进一步把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力量集结起来，王昆仑开始联络、争取更多国民党中愿意进步的上层人士，深入到国民党内部开展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斗争，全面了解国民党内部各方面情况，分化、瓦解、策反地方实力派，促进民主力量之间的联合。
对于以何种方式将爱国民主力量集结，王昆仑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与探寻，决定征求谭平山、陈铭枢、杨杰、郭春涛、朱蕴山等人的意见。出于安全的考虑，他通过一些媒介分别联络、深入商讨，大家认为可以通过经常性组织时事座谈会的方式，将各方面的人士联系起来。这就是后来被大家所熟知的民主同志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大多为国民党上层人士，王昆仑等发起者也会邀请教育界、工商界的上层人士。他多次在座谈会上介绍自己从事团结国民党内的爱国力量进行反蒋活动的经验，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帮助、引导大家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许多参加座谈会的人士不仅在政治上有了明显进步，而且大家通过座谈还成为了朋友。朱学范在忆及当时王昆仑在座谈会中发挥的作用时说：“后来我在香港追随李济深、何香凝等同志发起筹建民革，并奔赴大洋彼岸会见冯玉祥将军，共商成立民革组织大计，都与王昆仑同志对我的影响分不开。”
1943年8月，王昆仑与谭平山等人一起成立筹备小组，准备在民主同志座谈会的基础上建立革命组织，大家就组织名称、组织路线、政治主张及是否向社会公开等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筹备小组取得一致意见，将组织定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积极开展争取国民党内上层爱国民主人士的工作。王昆仑在民联筹备中起着重要作用，参与了民联《政治主张》和《组织章程》等重要文件的起草。
▲1946年9月，冯玉祥赴美考察，王昆仑、曹孟君为其送行，在上海公和祥码头美琪将军号轮船上合影，前排左起：冯玉祥、李德全、曹孟君。
1945年10月，民联正式成立，王昆仑被选为常务干事。蒋介石获悉他在这样的政治组织里担负主要负责人，非常恼怒。王昆仑此时的处境更加危险，不仅时刻处于被监视之中，更被国民党特务列为择机暗杀的对象。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革命工作的需要，王昆仑借口自己有严重的胃病，在国内难以治愈，请求到美国去医病和疗养，遂与赖亚力、吴茂荪等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负责人先后赴美国，继续从事反蒋斗争。
到达美国后，王昆仑积极协助冯玉祥将军组织的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开展反蒋活动。为了阻止美国国会对蒋的援助，同盟决定给每一位美国国会议员发一封信件，揭露蒋介石的行径。王昆仑带着女儿一起到冯玉祥的寓所起草信件，直至深夜，他逐字逐句进行推敲、斟酌，力求将国内的真实情况介绍清楚。他还陪同冯玉祥在华侨中开展演讲，在美谋划、组织了多次重要活动，有力地支持了国内的民主运动。
重庆对谈，醍醐灌顶
为了更好地配合中共组织的行动，王昆仑非常注重及时学习中共中央最新的方针和政策。重庆谈判期间，王昆仑和小民革的同志们一起到桂园拜见毛泽东，一方面汇报自己所了解到的情况，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聆听中共中央的指示。
王昆仑对蒋介石可谓是知之甚深，见面后，他掩饰不住自己对于毛泽东安全的担忧，说道：“对蒋介石其人，我还是了解一些的。从我切身的体会来看，蒋介石是不可信的，他3次电邀您来重庆谈判，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出自诚意。因此，我认为和谈是没有希望的；即使谈成了，国民党当权派也不会给共产党实权的。”
毛泽东回答道：“中共下定了决心。就是不管困难多大，一定要和谈成功，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们‘苟能求全，不惜委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人民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团结。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的！至于我个人的安危，昨天下午我在特园看望张澜、鲜特生二位先生，并与其作了长谈，二位先生都不相信蒋有和平诚意。张先生指出，蒋在表演鸿门宴，是假戏。我说，我们就来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辨是非，这出戏就太有价值了。”
▲王昆仑著《红楼梦人物论》。
晚上，毛泽东在红岩村宴请大家，又谈兴未尽地将王昆仑、许宝驹、屈武留下，谈了个通宵。
王昆仑深深为毛泽东的胆略所折服，毛泽东亦十分欣赏王昆仑在“红学”方面的研究，还曾认真读过王昆仑写的《红楼梦人物论》，两人在讨论时你来我往，经常借古喻今、妙语连珠。
王昆仑担心谈判前途，忧虑地说：“此次谈判……恐怕收效甚微。”
毛泽东则幽默回应：“国共和谈就像两个人谈恋爱，总要论及婚娶。现在吾党有诚意，事情先成功一半，大家再推一把，拉一把，国共两党准会结婚。”
王昆仑依然担心道：“即使结了婚也是悲剧呦！”
毛泽东说：“当前蒋介石正玩弄着发动内战与和平谈判的两面手法，牛魔王、白骨精忽而变作正人君子。我们也要变的，要学孙悟空闹龙宫、闯地府、七十二变，外加十万八千里筋斗云……”
毛泽东的一席话让王昆仑感慨地说：“真是醍醐灌顶，顿开茅塞啊！”此后，他更加明确了斗争的方向，有针对地宣传中共的政策，争取国民党内部的进步势力。
当新中国的“不管部部长”
1948年6月，王昆仑接到唐明照转达的周恩来指示：“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结束，希望冯先生和昆仑转道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为安全起见，请冯先生（即冯玉祥）和昆仑父女分别由水陆两路到东北跟香港与一批民主人士会合。”王昆仑借口赴欧洲旅游，偕爱女王金陵离美赴欧，踏上回国的征途。途经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等国，最终在党组织的安排和帮助下，历经3个月的长途跋涉，顺利进入解放区。
1949年2月25日，王昆仑等35位民主人士一起由解放区抵达北平，在火车站受到董必武、彭真等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投入到了筹备新政协的工作中。他在董必武的带领下，参与了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工作。
4月29日，王昆仑等小民革的领导人在北京六国饭店受到了周恩来的亲切会见。周恩来对小民革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指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式。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关于小民革的指示和谈话，使王昆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也让他开始考虑小民革下一步前进的方向。
结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对小民革领导成员的指示及小民革自身的情况，经过慎重考虑，怀着不舍的心情，王昆仑等小民革领导成员一致认为：小民革多数成员已经交叉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少数原来未加入任何党派的成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加入民革或其他民主党派（小民革在历史上就有与民联、民促联合的动议，只是囿于当时的客观条件不具备而未合并），小民革组织的历史作用已经完成。鉴于此，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会议上，王昆仑与王炳南、许宝骙、阎宝航、金仲华、吴觉农、袁翰青7人发表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结束声明》，宣告：“本盟中央委员会根据目前形势和盟员郑重决议，于即日起宣布本盟的终结。”王昆仑以民主党派成员的身份，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共建新中国。
1949年9月15日，王昆仑代表民联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了《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等重要法规的讨论，会上他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周恩来在研究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主要领导人选时，几经斟酌，和王昆仑商量：“昆仑同志，关于你的工作安排，我想请你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协助我这个兼职的部长做些外交方面的工作。”
王昆仑对于党组织对他的信任十分感动，但他完全从工作出发，认为自己并不适合做外交部工作，遂坦诚地说：“总理，我没有外交方面的工作经验，还是委任更合适做这项工作的同志当你的助手吧！”
周恩来继续做他的工作，劝道：“昆仑同志，没有经验可以从工作实践中学习嘛！再者，准备任命王炳南同志为外交部办公厅的主任，准备任命阎宝航同志为副主任，他们都是和你很熟的战友嘛！”王昆仑听后详细剖析了自己的情况，再次恳请另选比自己更适合的人来担此重任。
▲王昆仑（左二）在检查卫生工作。
周恩来为他大公无私的精神所感动，若有所思地说：“那你当‘不管部部长’吧！”虽然没有担任外交部领导职务，但王昆仑凭借自己扎实的理论、渊博的学识、深厚的修养，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着自己的智慧。
10月1日，王昆仑作为嘉宾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时，周恩来对王昆仑说：“昆仑，你还记得吗？五四运动时，学生在这里挨打；30年后，人民做了主人，我们上了主席台，这可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听着周恩来的话，王昆仑抚今追昔，回忆自己为新中国诞生而奋斗的艰难历程，内心感慨万千。当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城楼下边游行大军浩浩荡荡地经过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任泪水模糊了双眼，下定决心要为人民的幸福和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兢兢业业为人民谋福利
新中国成立后，王昆仑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直接参与政府的工作。1955年起，他又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协助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分管北京市的文化卫生工作，这一干就近12年。上任伊始，他就抱定决心从看病入手，解决卫生战线上所存在的问题，他按照北京市人大决议，亲身到一线进行调研，提出“分级分工医疗”的具体办法，让群众就近就医，大病再到大医院，显著缓解了挂号、候诊、取药时间长及诊治时间短的问题。为了解决急重病人的困难，他指示卫生局成立急救站，并督促建设，为测试运行服务效果，还亲自躺在急救车里感受行车时的颠簸程度。他在北京市组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领导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总结制定了一套户户有人负责、条条块块相结合、突击扫除与经常保洁相结合的推进群众卫生工作的有效办法。在他的努力下，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北京市的大街小巷环境整洁、蚊蝇极少，卫生面貌一新，一度被外国来访者赞誉为无蝇城，得到了国务院、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表彰。
王昆仑特别关心生产第一线劳动群众的健康，亲自前往京西城子煤矿考察，下矿井步行到巷道深处采煤的掌子面上，察看粉尘的状况，了解矿工饮水是否清洁、饮食热不热，并叮嘱矿上对矿工的职业病——矽肺要加强预防措施。
▲王昆仑（左）与梅兰芳（中）、马连良（右）在北京京剧工作者联合会成立大会上。
53010202001193号